黃秋生回憶說：「當時我很小，第一是被他嚇到；第二是覺得：不用這樣吧？覺得那個侍應很慘，當時那個畫面真的很殖民地。」
父親
據黃秋生回憶，費德烈·威廉·佩里（Frederick William Perry）是港英政府當時的物料供應處主任。他離開香港之後，黃秋生所記得的最後一次聯繫就是自己患病要做手術，母親的長途電話打到澳洲與佩里聯繫，但對方卻是要求香港付費才接聽。當時的黃秋生12歲。
黃秋生父母與嬰兒黃秋生
「覺得自己被遺棄」是他成長中長久存在的一種感覺，沒有父親角色存在所帶來的不安全感，令童年黃秋生日夜沉浸於自己營造的幻想世界中。「一個小朋友的心理狀態，我要保護自己，就縮——用一個幻想世界包著自己，」他說。
「你經常習慣於這個幻想，你的幻想力就很豐富。如果能給你一個地方去創造一些東西的時候，你就可以成就一些東西；如果沒有，你就進青山（即精神病醫院）。」
他後來回想，或許是那樣的童年成就了自己的演藝生命。黃秋生在1985年進入演藝圈的經歷是頗為典型的偶然：陪朋友投考藝員訓練班，朋友沒考上，自己卻考上了；然後發現，自己比想像中更熱愛這個職業。
只不過「混血兒」的身份又再一次給他帶來了挑戰。「我剛剛入行的時候都沒什麼角色的，演的都是『番邦』，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對於自己的身份認同都覺得很困擾——非常困擾，」現年56歲的黃秋生說。
黃秋生表示，演員生涯初期並不順利
「很長時間以來，我都在想：到底自己是什麼？」
「九七」
進入90年代，隨著「回歸」之期臨近，身份認同的問題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不僅是一個困惑，也是實實在在的抉擇。特別是1989年之後，《中英聯合聲明》給港人帶來的焦慮以某種形式呈現眼前。一部分香港人選擇移民，另一些人則對「回歸」歡欣鼓舞，更多的人是無法選擇地原地隨波逐流。
在香港主權移交20週年前後半年間兩次的訪問中，黃秋生對於「九七」當時的回憶，除了路遇那只後來摔壞了的「三腳鼎」和7月2日早晨從家中望出窗外覺得一片「紫氣衝天」這樣的軼事外，他更加肯定的描述是說，那是「平常的一天」。
但事實上，這一年對於黃秋生似乎還是有著微妙的影響。這個階段的他處在個人健康與事業的低谷。雖然已經憑《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成為香港影史上第一個出演三級片奪得金像影帝的演員，但卻在一段時間裡令他「定了型」——這段時期，黃秋生最為人熟知的角色除了《伊波拉病毒》和《的士判官》裏的連環殺手，大概就是「古惑仔」系列中的江湖混混「大飛」——與此同時，甲狀腺疾病令他身體發胖，如自己形容像「史瑞克」（Shrek）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