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十字架都不被允許存在的國家，基督徒該如何守住信仰？4日下午，中國記者暨人權作家趙思樂出席世界微光舉辦之「中國地下教會與維權律師」講座，與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院長邢福增一齊分享中國基督教遭打壓的情況。
「中國共產黨覺得只有他們才能主持思想，所以對基督教有很大控制。」邢福增說，趙思樂則言，教堂設置的巨大十字架是共產黨不能忍受的，也因此在2014年，中國政府進行一波波強拆十字架行動，在溫州引起教徒激烈抗爭。
2017年，曾赴台灣留學、長期關注中國人權議題的記者趙思樂於台灣出版《她們的征途》一書，書寫中國女性運動者的身影，包括709遭抓捕律師李和平之妻王峭嶺、民間團體工作者寇延丁等，而早在2015年，趙思樂也於端傳媒發表過「十字架之戰」等文章，記錄中國溫州遭強拆十字架的抗爭行動。
中國光是要拆除一個小型教堂就能動員至少400名官員、警察，佈署範圍超過3條大馬路，因此溫州基督徒傾全教區之力，每天上千教徒守護教堂，並備有監視器、200支強光手電筒等，若遭「夜襲」即用手電筒強光攻擊強拆人員雙眼。儘管擋拆運動最後以失敗告終，過程仍是一頁精采攻防戰。
拆除小教堂就派出400人力 教徒「在地上撿到官方佈署表」引聽眾大笑
邢福增分享，2012年中國定義出所謂「新黑五類」，《人民日報》海外版批評美國以「非軍事手段」干預中國崛起，自下而上滲透中國基層、意圖改變中國，其中核心便是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路領袖、弱勢群體等5個群體。當今中國雖然不像文化大革命時期意欲全面消滅宗教，但仍對宗教嚴密管控，一種宗教只允許一個合法的「愛國團體」存在，其餘皆是「地下教會」。
地下教會堅守信仰、拒絕參加愛國活動，共產黨視為眼中釘的信仰象徵「十字架」亦是高高樹立。「社會主義領導守則裡是沒有十字架的，遠遠會看到十字架的教堂要先拆，領導視查不能沿著高速公路一走就看到一堆十字架，所以要把高速公路能看到十字架的大教堂給優先拆掉，後來鋪開，全縣都要拆……」趙思樂說。也因此在2014年，中國政府發動一系列強拆十字架行動。
該如何拆掉一個教堂？趙思樂分享，拆除行動由鎮政府一二把手直接領導，分成7大組、22小組，佈署於教堂周邊10餘個不同地點，不計拆除工人與交通管制人員便動用了官員、警察至少400餘人。
「我為什麼會知道這個呢？因為他們拆完以後，當地教徒就在街上撿到一張他們的佈署表！」趙思樂笑，聽眾也跟著大笑。儘管遭拆的教堂在溫州儘是一個小教會，政府仍動用400名以上人力全力強拆，也因此在曾山堂拆除事件裡，長老誓言「傾全縣之力守護曾山堂」，開啟歷時4個月以上的擋拆抗爭。
堆巨石、監視器、200支強光手電筒 每日千名教徒進行「神的統戰」
2014年10月12日至2015年2月16日，每天都有千名教徒守護曾山堂。趙思樂說，長老深知單靠曾山堂自身教眾守不住，因此號召平陽7個牧區來分工，一周7天輪番守護。每個牧區自行負責集合、接送、分工、現場管理，並安排聚會與講道，辦得就像嘉年華一樣，當地長老稱之為「神的統戰」。
光是肉身護十字架，不足以從上百官員與警力輪攻下守住教堂，曾山堂擬定一系列嚴謹作戰措施。趙思樂分享，守堂措施包括：在大門外堆滿巨石、讓車輛無法靠近，大鐵門用黑布矇住慎防偷窺，教會外還插滿監視器觀察，通往十字架的大門則遭鎖死，危急時刻還有「行動組」以肉身守護十字架。
當地長老依過去經驗研判，強拆行動通常會選在下午換班、深夜守堂人員休息時突襲，因此現場也備有200支強光手電筒，若強拆人員深夜突襲爬牆，就200支手電筒一齊照射他們雙眼。曾山堂高達10層樓、屋頂設立巨大十字架，吃下這波攻擊，強拆人員很難硬爬上去。
更甚者，曾山堂也派出數個巡視小隊守在派出所門口，反向監視各相關政府機關活躍程度，若發現這一夜派出所燈火通明，就知道對方可能要行動了、立刻求救。「守住一個教堂要花這麼大的力氣，那年曾山堂是唯一沒有被拆掉的教堂，那是非常神奇的……」趙思樂說。
文革時期即戴高帽子陪父母遊街 長老嘆「沒想過我還會遇到這種事」
曾山堂之戰之所以能擬定如此嚴密作戰策略，與溫州歷史因素有關。「為何會有這麼強大的反抗，1000人守一個堂？跟歷史前因是有關係的……」趙思樂說。溫州係中國最早傳入基督教的地區，150年前中華民國尚未建立時便透過海上傳入，有「中國耶路撒冷」之稱。如此信仰深厚的地區，在文化大革命受到極大打擊、特別殘酷，但也因此養出在地基督徒的反抗能力。
趙思樂回顧，文革時期溫州曾進行「無宗教區」政策，讓一批傳教人遁入深山，若教徒要私下聚會，便會派小孩在通往房子的3條路放哨，有可疑人士接近即學狗叫示警，讓大人速速解散。
「現在在教區守堂（曾山堂）的，就是文革時教區的小孩，非常多是三代、四代的基督徒，從曾祖父時期就開始信教，小時候在文革時是戴過高帽子陪父母遊街的，打壓對他們來說是很熟悉的事情，他們會想說：一輩子沒想過我還會遇到這種事情！」趙思樂轉述長老看法。
雖然現在中國實行「一元」宗教統治，除了愛國團體以外其餘「地下教會」皆為非法，但趙思樂也說，溫州是中國極富庶的地區，「你們現在身上寫made in China的，有80%可能都是溫州那邊來的」，因此溫州信仰相當獨立，不但可以不依靠宗教局給錢，甚至可以反過來給宗教局錢，「不用來管我們，相反地給對方保護費」。
溫州因為經濟發達而達成宗教獨立，中國政府對溫州地下教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溫州地下教會也透過「保護費」達成雙方和諧，只是要強拆十字架一事，著實踩到地方基督徒底線，也因此開啟了前述的「十字架」之戰。
「你跟我硬槓，我就把你的領袖全部抓起來」國家暴力最終佔上風
只是，溫州最後還是無法守住十字架。趙思樂說，雖然最近一、兩年溫州進行一波非常轟轟烈烈的抗爭，維權律師張凱帶領1、200個訴訟案試圖與國家談法律，民間動員力極強，「但如果論到國家暴力行政機關強制力，這是民間不具備的，到最後一步就是抓人，你跟我硬槓，我就把你的領袖全部抓起來。」
「現在溫州還是會去教堂聚會，但其獨立性會受到損失，拆十字架後面一步，中共有一個措施：五進五化。」趙思樂唸出所謂「五進五化」的內容：
五進：宗教政策法歸進教堂，健康醫療進教堂、科普知識進教堂、扶貧幫困進教堂、傳統文化進教堂、和諧創建進教堂。
五化：教堂建築特色本地化、教會事務管理規範化、講台侍奉本地化、教堂財務公開化、信仰教義適應化。
當趙思樂說起「教堂建築特色本地化」、「信仰教義適應化」，台下又是一陣笑。「我想大家中文都很好，我就不必跟大家說是什麼意思了。」趙思樂說。中國想要的基督教形貌、對基督教之管控，「五進五化」即說明一切，現在溫州的十字架不能立在教堂上，只能貼在外牆。
「這些警察全都是魔鬼，魔鬼只會敗壞人的信仰」當基督徒走上抗爭
轟轟烈烈的「十字架之戰」最後以失敗告終，但中國基督徒對政府的反抗從未停歇。邢福增分享，中國基督徒的抗爭通常是單純為了「信仰」，並不是站在公民運動的思考上，「單純宗教信仰角度，沒有政治考慮，不要把他們想成政治上的抗爭者」，趙思樂則分享，當信仰自由的底線被踩到，堅持「服從地上的權柄」的溫和基督徒也會起身反撲。
例如趙思樂書中的王峭嶺。2015年7月9日之後幾天，中國發生「709大抓捕」，維權律師與行動者遭帶走300多、近400人，雖然大部份都在24小時內被釋放，但仍有近30人持續關押，半年後才正式逮捕，遭控顛覆國家政權。「中國法律允許沒有逮捕就先關你半年，叫『指定場所監視居住』，這就在我們的刑事訴訟法裡，他可以把你關在一個什麼都看不到的地方，聯絡不到律師、家人，關半年……」而王峭嶺的丈夫李和平，便是遭關押的律師之一。
趙思樂回憶，王峭嶺在李和平遭抓捕前，其實極度不支持李和平的人權律師工作，因為王峭嶺希望家庭遠離政治，教會也要求教徒「服從地上的權柄」，不要與政府起衝突。
「基督徒身份並不導向抗爭性，要求政教分離。『政教分離』一般是要求統治者，但中國反過來，地下教會家庭教會給自己這個藉口，去不管任何政治或公共的東西……當然這是一種導向，我們是宗教團體、跟政治無關，但這也可能是一種恐懼之下的導向，他們可能自身難保、躲都躲不及，所以跟教徒講『政教分離』。」趙思樂說。
但在李和平被抓捕以後，王峭嶺變了，組織709家屬走上抗爭之路。趙思樂說，王峭嶺直說國家暴力是「魔鬼的作工」，完全拒絕與警察溝通妥協：「非常深的基督教信仰讓她相信這些人全都是魔鬼，魔鬼只會敗壞人的信仰、只會撒謊，所以她完全不會去跟警察說話。」
堅定信仰支持下，只要被踩到底線，再怎麼想要迴避衝突的基督徒也會挺身與政府對幹。出身政治系背景、本身為基督徒的主流出版社長鄭超睿主持演講時感嘆，許多台灣人會以為中國基督教信仰已經非常自由，甚至認為「台灣宗教自由比不上中國」，這是一大誤解，而就趙思樂所說的「五進五化」，中國基督徒從文革以來面臨的打壓依然未盡，抗爭之路，亦是會持續走下去，哪怕此刻被迫噤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