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成為真正的信仰者，那是個分外困難的時代。2012年六月，叛逃者林毅夫結束了他的世界銀行任期，返回北京。他對任內成就很是自豪，他促使世銀多學習中國經驗，多強調基礎建設及工業政策，送別時，大家向他致敬；只是私底下，他與世銀分手時，彼此都覺五味雜陳。他以局外人之姿到任，離職時還是個局外人。當他在世銀內部碰到批評人士，質疑他信仰政府能做出最好的投資決定時，他避而不辯。他與招募他的世銀總裁佐立克並無交乘作用。林愛掛在嘴邊的是：他不僅是第一位出身自開發中國家的首席經濟學家，還是頭一個「能好好瞭解開發中國家」的學者。
他去國那些年，林只是更多地宣揚中國經濟手法的福音，可等他返回北京，那個觀點已經令他跟不上許多同儕。中國有諸多成就沒錯，但其人均所得依然只在土庫曼（Turkmenistan）與納米比亞（Namibia）之間。中國讓一個原本貧窮的鄉土國家成功工業化沒錯，但那麼做還能撐多久，經濟學家們見解分歧。曾預言安隆（Enron）倒台的避險基金經理人查諾斯（James Chanos）主張說，中國經濟仰賴的大泡沫「一千倍於杜拜」。在二○一一年，中國國內生產毛額近七成來自基礎建設及房地產，在現代國家中，沒有其他大國曾瀕臨那個水平。即使在一九八○年代經濟繁榮到頂點的日本，也只抵達那個水平的一半。在一窩蜂投資熱當中，由省級、地方當局控制的公司所獲得的新貸款，比例之大，實在離譜。二○○六到二○一○年間，中國地方當局撥出超過八千平方英哩的鄉村土地來開發，整個面積相當於新澤西州。都市化是中國經濟成功重要的一環，但伴同的是高昂的代價，包括污染、攘奪珍貴土地而引發的憤怒。二○一一年，地方政府債務飆升到占中國國內生產毛額的五分之一。中央政府不准他們發行自有公債，所以地方政府只能由農民手中低價買地，再轉售出去來籌錢，而這正是中國許多民怨的來源。
林毅夫前學生之一、名叫姚洋的教授在北京發表他關於中國未來的政、經見解，與其恩師大相逕庭。姚指出，裙帶資本主義興起，貧富差距之大，都證明中國的經濟模式，如果再不允許更大的政治開放「以平衡不同社會團體的各種需求」，那麼已經走到一切可能性的極限。他舉網路及工會管制，還有工作條件不安全為例。「中國公民面對這些侵犯，不會默不作聲，而且他們的不滿將導致周期性抵抗，」他警告說，「再不久，某種明確的政治轉型，允許尋常公民參與政治過程，是有其必要的。」這篇文章流傳得很快，它似乎捕捉到中國知識分子因惑於政府不肯分權，讓改革陷入停滯而累積的挫折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