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課題的嚴肅侷限性，當然會框限住2022年世界經濟的持續向上成長。
碳中和帶來世界經濟成長的新約束
第三是，低碳風險。目前先進經濟社會國家多數以第三產業為主，GDP占比多數在60%以上，對能源的依存度相對較低；因此出於政治考慮和其他經社壓力，都會想方設法要求減碳，而減碳成本則不成比例地壓在新興市場國家頭上。
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是主要經濟國家明確宣佈碳中和目標之後第1次峰會，全球關注各國政府促進碳減排的政策措施和實現碳中和路徑。但在峰會之前2個月，英國重啟煤電廠，中國、印度增加煤炭生產，石油、天然氣、煤炭價格大幅上升，越來越多國家在2021冬天都已遇到缺電、缺氣問題。且這次峰會正式轉向採行「使用新能源的長期約束」。「高價格能源」短期內有利於化石能源投資者和生產者，且其價格越高、持續時間越長，越能促進新能源投資和能源使用的轉型，最終會降低化石能源的需求；這樣的預期反過來會限制當前對化石能源的投資，難以有效緩解短期的供給不足；反倒造成生產成本拉高型通貨膨脹，及能源供應鏈的結構型態新典範移轉，直接衝擊2022年世界經濟。
而在民間部門的工商產業企業經濟領域，生產營運的獲利率的銳減、歸零乃至於可能負值化，才真正是折斷國家經濟實力的大挑戰。
人口高齡化抑制全球生產供給與物流擴張
第四是，全球人口高齡化風險。新冠疫災以來全球實物經濟供給開始不再過剩，關鍵出在主要經濟體人口紅利大消退；主要經濟國家勞動年齡人口成長率放緩，甚至出現「勞動人口絕對減降」，使得全球勞動力市場呈現出勞動參與率下降、結構性短缺和摩擦性失業並存複雜格局，工資上升更與物價上漲形成正回饋螺旋，持續促進通貨膨脹向上行，勢將給予2022年世界經濟成長帶來嚴肅下行壓力。
新冠疫災衝擊已事實加速了勞動人口供給約束，在2021年先進經濟體的經濟復甦過程，勞動力短缺，乃至勞動力供需錯配突出，尤其見諸於交通運輸等技能要求比較低的職能就業領域。勞動力短缺背後的基本邏輯，就是人口高齡化加速，將給予2022年世界物流經濟發展，帶來莫大抑制壓力。
全球保護主義加大了能源價格波動及通貨膨脹長期化
第五是，全球保護主義風險。廿一世紀全球越來越盛行的保護主義、孤島主義和民粹主義，已為過去20年來國際數位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相當廣泛不確定性，衍生的地緣政治動盪，則加大了能源價格波動性及通膨長期化的可能性。
進入廿一世紀20年代，全球形成三大製成品生產中心：中國、德國和美國，中國是最大的製成品出口國，對世界投資貿易中心國家，產生過度依賴的擔憂；原本全球產業供應鏈以效率導向分工結果，全球都享受規模經濟帶來成本下降，消費者福利提升。但2021年以來新冠疫災迭迭變異衝擊，疊加地緣政治對立，已然充分曝露全球產業供應鏈的極度脆弱性；這也就自然成為2022年世界經濟能否順利成長的重大阻滯變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