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子立的悲情之旅〉
楊子立的名字廣為人知，始於2001年北京的「新青年學會案」。那是典型的通天大案——時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親自批示嚴辦。所謂「新青年學會」，不過是幾個青年知識份子發起的讀書會，楊子立是主要參與者。儘管學會成員不乏忠實的中共黨員，仍免不了被邀功心切的北京國安鎖定。學會被搗毀，新青年四君子悉數下獄。楊子立被處重刑，一天不少地坐滿八年刑期。
出獄後，楊子立加入了民間智庫北京傳知行研究所，轉型為一個社會學者，潛心研究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問題，著述頗豐。朋友們都為他的成功轉型加額稱慶。殊不知，三個月前風雲突變——傳知行跟當年「新青年學會」一樣全軍覆沒。楊子立的命運隨之逆轉，秘密員警急切地尋找他，用心顯而易見。他不肯配合警方作證，只好自我流放。
十四年前遭人暗算，十四年後噩夢重來。楊子立的悲情之旅，折射了普通中國公民的莫測風險。
今天談到「新青年學會案」，時人多歸咎北京國安。這當然沒錯。正是北京國安的刻意構陷導致四君子被判重刑，連臥底的國安內線李宇宙都認為太過分而良心難安，不得不站出來為四君子鳴冤，「新青年學會案」的黑幕始能大白於天下。但如楊子立後來披露的，有罪的豈止北京國安，從預審處負責人劉勇到檢察官李磊森、韓曉霞，再到法官柏軍和金星，哪個不知冤情？哪個不是昧著良心辦案？整個司法體系都沒有糾錯功能，都沒能阻擋冤案的發生。
甚至可以說，具體到「新青年學會案」，並不存在真正的司法，有的只是政治。起決定作用的，則是江澤民的批示。楊子立多年後回憶：「由於有了來自天庭的指示，一切真相都被強行壓垮了。」整個司法也被強行壓垮了。以至於多年後楊子立仍忍不住網上質問江澤民：「您在做批示前聽到我們的申辯了嗎？如果沒有，您只是根據安全部的單方面意見就批示判人重罪，那還要法官幹什麼？《刑事訴訟法》既然規定了當庭質證、限期判決等程式，那就說明應該靠法官的庭審來判斷公訴方和被告人究竟誰是誰非。這種不靠法律程式，而由政治領導人根據行政彙報決定刑事案件結果的做法，符合『三個代表』嗎？」
顯而易見，所謂「新青年學會案」根本就是北京國安一手羅織，政治領導人推動，因司法不獨立而得逞的冤案。但最大問題不在此，而在於到了宣稱要兌現「依法治國」的今天，到了呼格吉勒圖冤殺案終於平反、聶樹斌案終於啟動複查的今天，當局對「新青年學會案」仍諱莫如深。給人的印象是，有錯必糾只限於單純的刑事案件，凡屬政治案件，哪怕冤情似海，也不在複查之列。即所謂「法治」僅限於刑事範疇，政治範疇適用的仍只是傳統的專政。所謂「法治」與專政雙軌並存，這或許才是所謂「社會主義法治」的特色或者說本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