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會見鮑彤，是一九九二年七月十四日。我與敦先一道去秦城監獄，第一個深刻印象是，鮑彤的姓名消失了，代之以號碼八九○一。鮑自己也笑著，說他一進來人家就告訴他是八九○一，不許再叫鮑彤。從這個代號可以看出，鮑案在中央高層是八九年第一案。在黨內，不光李鵬恨他，鄧大人也恨他，儘管鮑為鄧完成過不少別人無以替代的事。我看這也是「卸磨殺驢」的一技。
我倆在此以前從未見過面。我不主動攀附高官，我跟李銳老先生關係密切也是在他退下來之後。
同鮑談案情是從他如何被「收監」開始。他告訴我們：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十點多，政治局常委宋平打電話，說請你來一趟。見了面，宋問，現在你的安全怎麼樣啊？鮑說，我的安全要是有問題，那不就亂了？我那地方警衛森嚴，不會有問題。宋平這時候透了一句話，你要是覺得住那兒有問題的話，再給你換個地方。鮑說，我住那兒很好，不用換。宋平又附帶問了問外面學生的情況，連半句批評的話也沒有，就熱情地把鮑送到門口。出門，鮑找不到自己的車子，巡視間過來一輛：「請上這輛。」鮑心想，這是怎麼回事？但因為他們是警衛團，就上車了。誰都不吭聲，車就這麼無聲地開著，開了很長時間也不知道往哪兒去。這時候鮑彤心裏打鼓了，但起始也沒想得更多，直到看到路標是往秦城方向，也就明白了。宋平「換個地方」中的善意也就昭然了。
到了秦城，沒有馬上入監，放到一個招待所裏。鮑什麼話也沒說，只是向秦城的人要了五本書：《憲法》、《黨章》、《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刑法》、《刑事訴訟法》。你看，他哪裏是一般的人呵，並不那麼好對付，相比之下，李鵬的頭腦著實有點不夠用。
後來問題逐步升級，鮑彤由在特定「招待所」內的「監視居住」，到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五日變為「逮捕」，直至「提起公訴」。
所謂「洩密」，無中生有
起訴書指控的頭條大罪是「洩密」。關於這一點，鮑講得詳盡具體，他告訴我們——
（八九民運期間，趙紫陽到現場與學生對話。）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政治局常委開會。會上鬥爭激烈，趙紫陽表示，現在的組織決定，我很難執行。鄧講了一句：「你現在還是總書記哦！」鄧的這個表態對鮑案非常重要，它表明，五月十七日鄧還沒有下定決心把趙拿下去，還讓趙把責任承擔起來。儘管國法、黨規都沒有賦予鄧大人這樣的特殊權力，但當年的實際狀況就是他說了算，他承擔著「太上皇」的職能。趙沒吭聲，會就散了。人都走了，李鵬沒走，追著趙說：「紫陽同志，你要小心，你身邊有壞人，有洩密的問題。」趙後來跟鮑講，我知道他是在影射你，就回了他一句：「李鵬同志，講話要有證據。」李說：「我有證據，但現在不往外拿。」（註：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時，李鵬與學生代表對話時說：「同學們提的這場事件的責任、性質問題，我理解。我作為總理，共產黨員，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但今天在這裏不講……」（參見《李鵬日記》頁一○○）也是「現在不拿」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