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概念的界定上，最終掌握關鍵話語權的，還是「革命之父」孫文。
清朝末期首次打出的「中華」，是要把建立清朝的滿族從中國驅除、建立起漢族獨尊的民族國家，以此為正當性進行訴求的象徵性口號；樹立中華民國之後的「中華」，則是強調以滿族為首的「五族」團結融合的象徵性口號。(王柯《多民族國家—中國》)
孫文在一九一八年底，為了提供富國與民族自立一套方針，編纂了一部名為《建國方略》的作品。在這部作品中，首次出現了「中華民族」這樣的用語。
《建國方略》是部分為「心理建設」、「物質建設」、「社會建設」三章的大作，在這當中呈現出孫文民族主義的真正面貌。簡單說，他只在第二章第三部「蒙古、新疆的殖民」中，提到清朝時期新納入領土的蒙古和新疆，而且還是和鐵路建設相關、如何實施漢人殖民的方策，至於對包含西藏在內的新疆、蒙古居住的非漢人，則是一副完全無視的態度。
可是在此同時，就像王柯指出的，「五族共和」意味著五族同心協力建設新國家，換言之就是必須要有參加者的同意與共識。換言之，非漢族獨立的要求有可能藉此正當化，而國家也內含了分裂的契機。
此後，孫文的方針產生了重大的變化：
一九一九年，中華革命黨改稱中國國民黨，以廣東為根據地。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標榜民族主義的國民黨則是呈現反共的姿態。此後，國共合作與武力衝突、合縱連橫反覆不斷的混沌時代於焉展開。
一九二四年，國民黨召開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在前一年發表的「國民黨宣言」中這樣說：
吾黨所持之民族主義，消極的為除去民族間之不平等，積極的為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
這是當時孫文對民族問題的理解。這篇宣言中最大的重點是「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孫文的「中華民族」是個未完成的空架子，只是將來應該形成的努力目標罷了。
孫文對這個努力目標究竟抱持著多少責任感，其實很成疑問。在這裡已經看不到「五族共和」的修辭。不只如此，孫文在一九二四年的演講中更說：
就中國的民族說，總數是四萬萬人，當中參雜的不過是幾百萬蒙古人，百多萬滿洲人，幾百萬西藏人，百幾十萬回教之突厥人。外來的總數不過一千萬人。所以就大多數來說，四萬萬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同一血統生活，同一言語文字，同一宗教信仰，同一風俗習慣，完全是一個民族。(《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一講》)
孫文做出了堪稱「背叛」的路線變更，從伴隨民族自決的「五族共和」，轉變為以漢人為中心的「中華民族」。也就是說，他從康有為的「中華—五族共存」，戲劇化地轉換到章炳麟的「中華—五族否定」、「大漢族主義」。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面臨到「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結合四萬萬人成一個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的危急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