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的那場學生愛國運動，我以為五月十三日是個轉捩點。在這之前，學生已經回校復課。但料想不到的是，五月十三日，學生當中有一批強硬分子採取了更為激烈的方法：宣布絕食。這在鄧小平看來，無疑是鬥爭的升級。恰恰是五月十三日那天，我離開了北京。
當時司法部預定五月十四日在武漢召開「非訴訟實務研討會」，從律師業務角度考量，當然挺重要，只是與我主編《中國律師》的工作沒有直接聯繫，我沒考慮參加，只派了記者列席。當時主管律師工作的常務副部長陳卓說：「思之同志，我不懂業務，請你幫幫我的忙，陪我去搞點成果出來。」這是全國性的會議，各地律師協會的負責人和主管非訴業務的律師，都給集中在一起，作為部裏的負責人不懂業務，解決不了問題，也是有點不好意思。我心軟，經他三說兩說，同意了。
五月十三日飛武漢。這一步，對我的政治生命發生了重大的影響作用。因為後來閻如一告訴我說，你剛走，嚴家其他們就託人找你，想請你同他們一道搞「廣場大學」，沒想到你離開了北京。聽到這個消息，我心想，這是上帝保護，如果我不走，肯定會跟他一起辦廣場大學，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注定戴上，一時抓不住也必遭通緝。所以我想，陳拉我去開會，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有時候對我還是很寬厚的。
賓館大廳，忽聽「軍情」
到了武漢，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馬良，這個當地法界的顯赫人物，來看我們。他過去當過省司法廳廳長和高院院長，認識陳卓，我同他是訪日時建立的友誼，那段日子我們處得很好。記得是五月十四日晚，馬良來聊了大約一個小時。告辭的時候他躬身說：「別人別送了，思之得送送我呀」。我聽出這話裏有話，就說：別人留步，我當代表。邊說邊跟著他起身，走到大堂大門旁邊，他把我拉到一個大柱子背後，說：「告訴你一件事，這次學潮很不簡單，問題太複雜了。鄧大人此時，帶著他的兒子正在這裏開最高軍事會議，商量對付學潮。你千萬小心點，別摻進去！這話我只能對你講，別人，不說了。」
這個情況當然對我有刺激，說明五月十四日之前鄧大人已經決心要對學生下手了，不然開什麼最高軍事會議！誰都能判斷出這個情況有它特殊重要的意義。然而這距被誣為「暴亂」的「六四」卻還有整整二十天！
（六四迄今還是中國撫平不了的痛。取自維基百科。）
為了坐實這次會議，後來我查了很多資料，包括鄧小平年譜，五月十四日都找不到他，他在何地幹何事居然都沒有記載，連趙紫陽都不知道他在哪裏。後來我看到一個材料，六四前美國衛星拍到北京城有四個包圍圈，那無疑是幾十萬大軍，三天兩天當然調不來。再說，動幾十萬大軍，肯定不是對付學生的。陳希同當時發狂說對付學生給他一個團就夠，狂是狂點，倒也接近實際。這幾十萬人馬顯然是對付他們自己人的。也就是說，鄧大人對自己的部隊已經不敢完全信任了，很有可能他會發奇想：趙紫陽究竟要幹什麼？警惕性高，所以調了幾十萬人馬。這件事至今沒有人提及，讓人弄不清是怎麼回事。馬良忠厚善良，絕對不會撒謊編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