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事態的急劇變化，《七十年代》都緊緊掌握機遇，作大篇幅的報導和評論。其中最精彩的，是在九月號全文譯載了美國《紐約時報》副社長、專欄作家賴斯頓（James Reston，1909－1995）同周恩來的談話。賴斯頓是美國一流記者，他以尖銳的詞峰，與周恩來就聯合國席位、中美關係、台灣問題、印支局勢展開舌戰。不能說周恩來的回答令賴斯頓滿意，但至少對答如流，沒有迴避問題，也沒有被難倒。重看這個訪談，只能慨嘆在五十年後的中國，已經沒有一個外交人員可以達到周那樣的水平了，更何況他當時是處於毛澤東和極左思潮的擺布下。
西方和日本關於中美關係突破的深入報導及評論文章很多，《七十年代》倚靠《大公報》的曹驥雲（陶傑父親）幫忙選擇及翻譯。當時香港左派和右派的報刊，仍然未見有這方面的大量文章，去滿足讀者急切需要了解形勢的求知欲。右派因為對台灣國府不利，少碰這話題還可以理解，但左派就可能仍然擺脫不掉極左思想框架，而不敢大膽去報導與評論中國與「美帝國主義」趨友好。就像保釣運動開始時那樣。
這一年的九月，旅美留學生的五人保釣團經香港到中國秘密訪問。我被通知去同他們見面。這個後來被稱為「保釣第零團」的五人，是李我炎、王正方、王春生、陳恆次、陳治利。五人獲周恩來接見並長談。中國也是在這時候正式肯定了保釣運動。
據後來了解，周恩來是早前在《七十年代》上看到關於保釣運動的報導和評論，從而認識保釣和《七十年代》雜誌的。保釣和《七十年代》獲中共掌權者的青睞，改變了保釣的性質，也使《七十年代》更接近中共權力。保釣在海外，向親中的「統一運動」路線發展，是從知識人對體制和權力的對抗，轉為對權力的依附。《七十年代》獲中共重視之後，就更難以獨立輿論的姿態與中共的意識形態保持距離了。
這既是《七十年代》的「成功」，也是我困惱的開始。
2021年5月3日，法國《世界報》說北京正在尋找「非常有用的白痴」以成為「新時代的斯諾」來宣傳形象。我在當年，可能也是「非常有用的白痴」。（原文發佈於9月27日）
失敗者回憶錄68：有用則取，無用則棄
（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非常有用」是因為這些人沒有明顯的中共背景，不屬於中共宣傳機器中人，故較有公信力。
法國《世界報》以「非常有用的白痴」來形容斯諾和某些特定的中國境外人士，真是恰當和妙於形容。「白痴」是指這些人很天真，容易輕信，不過就不是懷有個人利益目的去扭曲事實。「非常有用」是因為這些人沒有明顯的中共背景，不屬於中共宣傳機器中人，故較有公信力。中共數十年來，儘管在世界各地辦了許多隱性的「外宣」，但組織上、財務上隸屬中共，都受中共意識形態束縛，不敢大膽直面事實，難取信於讀者。「非常有用」還因為報導敘事的態度坦誠，生動並有可讀性。說是「白痴」，是作者自己被中共誤導、講自己相信的事，但其實是不了解專權政治的特質和內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