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同老同學共聚，聽他們訴說那些年的遭遇，共同的結論就是作家白樺那句話：「不是我不愛祖國，是祖國不愛我。」同學當中，越有才華的遭遇就越不堪。
失敗者回憶錄49：沒有最悲慘，只有更悲慘
我同麗儀分隔20年的遭遇，特別是1979年我們所遭受的政治重擊，現在的年輕讀者也許覺得這樣的關係既淒慘又難得，但若與許多人在大陸的遭遇相比，不但算不得什麼，而且簡直可以說是幸運了。有一位麗儀的學生留言說，1965年前麗儀能夠每年寒暑假來香港，是他們那時想像不到的特權。
雖然「每一個人都有更多的勇氣去忍受別人身上的痛苦」，雖然期望能夠共同生活和有完整的家庭是正常社會太普通的意願，根本談不上是什麼權利，但在專權壓力下，她的際遇，我的際遇，我們的際遇，已經算很幸運了。
1954年中學畢業時我們的同級同學，約有一半以上都在那一年或一年後，入讀中國的大學。他們當時都愛國熱情高漲，決心為祖國貢獻青春，但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後，都一一回香港了。留在大陸時間越久，回到香港時的失望、落寞甚至悲戚就越甚。四分一世紀後，幾乎全部投奔祖國的香港青年都回來了。回港後，在中國的學歷不被承認，基本上找不到與專業相適應的工作。有一次，我同老同學共聚，聽他們訴說那些年的遭遇，共同的結論就是作家白樺那句話：「不是我不愛祖國，是祖國不愛我。」同學當中，越有才華的遭遇就越不堪。其中一位資質甚高的同學，我還記得他名叫丘共明，在文革時被當成現行反革命槍斃了。儘管文革後獲「平反」，但對死去的人又有什麼意義呢？
最讓我懷念和惋惜的，是與我關係特別好的同學，他叫林秉寧。中學時他就是地下共青團員。他思想敏銳，知識廣博，引導我閱讀《大眾哲學》和其他社會科學讀物，他常跟我分析中國和世界形勢，我的思想「進步」在某程度上是由他帶動的。他沒有擔任班幹事。但在我們到廣州投考大學那兩個星期，他被中共當局任命為考生領袖，由他傳達和帶領我們參加各種活動。他的背景也就顯露了。他順利考入華南師範學院中文系。據知他一直被黨信任，積極參與政治活動。
1956年，毛澤東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黨組織要知識人「幫助黨整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林秉寧也按照黨的指示，在組織同學的討論會上，主動提出報上看到的一些「鳴放」言論，展開討論。誰料接下來是引蛇出洞的反右運動掀起，林就莫名其妙地被指他在討論會提出的話題，是右派言論，把他打成右派。跟著大學畢業，不給他分配教師的工作，而是下放農村勞動。這一去就二十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