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曾經提到，1974年之後兩年，香港左派領導忽然對《七十年代》出版的每一期，都以極左意識挑剔一些字眼，後來我知道這是因為北京極左的文革派，與周恩來的官僚派的內部鬥爭，為了不給文革派找藉口，在港執行工作的中共領導，只好對《七十年代》每期審查。四人幫倒台後，在北京的中調部部長羅青長親自對我說，這樣的審查是不應該的。但我相信香港左派領導當時這樣做有保護我們的苦衷。
在文革的後幾年，《七十年代》儘管刊登了不少海外學者訪華的歌德文章，但我們沒有主動為文革派張目。這是因為在香港的左派領導，儘管在他們的黨營機構不斷搞政治學習，向員工宣傳極左思想，但並沒有向我提出要在雜誌中貫徹「批林批孔」「批鄧」「打擊右傾翻案風」等等極左意識。我那時會不時被派到廣州，在一個秘密地方閱讀中共的內部文件，也同調查部駐廣東的負責人見面與談話。那負責人隱晦地表示他對被毛撤職的鄧小平的尊敬和推崇，對當時的極左思潮不滿。
我認識許多仍然堅持追求理想、並且與人為善的共產黨員，他們貫徹對香港的「長期存在，充分利用」政策，但這樣的人經文革洗禮之後，那時就已經越來越少了。據統計，文革十年，全國被立案審查的幹部達230萬人，佔全國1200萬幹部的19.2%。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被審查的幹部有29885人，佔幹部總數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級和地方副省級以上的高級幹部被立案審查的達75%。事實上，全國各級幹部，文革前只要掌有一定權力，都在文革受衝擊，被批判為「走資派」，過去的功勞和苦勞一筆抹殺。文革給他們的教訓就是：一旦失去權力，就連生存的權利都沒有了，因此一旦回朝掌權，就不要那麼天真去「為人民服務」了，最重要就是掌握權力，為自己服務。權力就是一切，「有權不用，逾期作廢」是專權體制的最高法則。
這是文革帶給全中國人的最深刻教訓，也是隨後帶來的幾十年經濟政治體制變化發展的主要原因。（原文發佈於10月29日）
失敗者回憶錄82：極不平凡的一年
1976年的中國，是極不平凡的一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了。
1976年的中國，是極不平凡的一年。一月在毛江發動針對鄧小平的「反擊右傾風」的背景下，官僚派首腦周恩來病逝，引致清明節的天安門事件；群眾悼念活動被鎮壓，跟著是鄧小平被撤職，文革派在全國掀起「批鄧」運動；7月6日中共元老朱德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20多萬人死亡。儒學大師徐復觀撰文，說古代對帝王的約制手段中，常有人以自然災害來表示上天對帝王殘暴統治的「天譴」，通常帝王在「畏天」的觀念下，會下「罪己詔」，並採取對民讓利的措施。但中共以無神論立國，毛澤東說「與天鬥，其樂無窮」，因此極左之風更加熾烈。9月9日，毛澤東去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