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長─周恩來在同一時間也擔任外交部長，更是中國的首席外交官。他負責在韓戰期間（一九五○～一九五三）打造中國的國際地位；並在一九五五年召開的萬隆會議上和當時所謂的第三世界不結盟國家進行談判；還在一九六二年中國和印度發生邊界衝突時負責折衝。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主要是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年間），他從紅衛兵手中保全外交部免於被毀，並讓中國能在這十年的紊亂裡維持國際外交能見度，即便當時中國已經被西方國家和共黨世界孤立―有意思的是只有無甚相關的阿爾巴尼亞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一九五○年代到一九七六年都經常被視為是「毛的中國」，然而至少在剛開始那幾年中國的門面是周恩來，直到文革前對毛個人崇拜浮現為止，毛澤東對外界都還仍是個未知數。
周恩來和鄧小平
周恩來和鄧小平在他們的生活中有許多地方很像，但兩個人在個性和背景上卻相當不同。他們或許不是很親密的朋友，但政治工作在他們人生非常重要的兩個時期將兩人拉在了一起：當中國共產運動初生時的一九二○年代在法國，以及當一九七○年代中國正從文化大革命的廢墟中緩緩站起時。在老幹部中有這麼樣不同個性的存在，顯示出對中共支持的廣泛性。一九四九年後周恩來在鄧小平之前為政府所做的努力，讓鄧小平能使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崛起，而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強權也有了可能。鄧小平以周恩來的聲望和想法為基礎，推動與他掌權在位密不可分的「四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政策。如果說鄧小平是打造現代中國的人，那他憑藉的根基就是周恩來所設計出的藍圖。
周恩來生於一八九八年，是垂死的中國帝制百日維新嘗試失敗的那年。他經歷一九一一年的帝國崩解、各地軍閥交戰，以及國民黨和共產黨蔓延的內戰，這場內戰卻在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因日本侵略而建立起兩黨難得的合作而被打斷。在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二十七年後，他死於一九七六年一月，比毛澤東的死亡早了八個月。周和毛保持著非常親密的私人關係，他從來不公開批評毛，而在造成許多共產黨老幹部紛紛失去所有職務的文化大革命狂飆期間，他自己卻也遭到批評。他被毛的夫人江青攻擊，江青曾領著黨內的激進派系在一九七三年進行批林批孔鬥爭。
對周恩來工作的評價
要確定周恩來或是黨內領導團隊中的任何其他成員要為決策負責的程度是很困難的，不像毛澤東，畢竟在許多問題上毛澤東被認為是最後拍板的人，而且後來所有的失敗和災難都被歸咎到他身上。
在那本對蘇聯共產黨和政府高層很重要的研究作品「史達林團（On Stalin’s Team）」中，希拉．菲茲派翠克（Sheila Fitzpatrick）提出了一個對照案例的方法來重新評價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他認為不能只用簡單的個人獨裁殘暴來看，因為即便在史達林有生之時，有時候也是以蘇聯模式的「集體領導來運作，就是一個被認為最高領導的人，在一批人的參謀下經理決策，通常最高領導的意見都要獲得這批人的同意，而其中這位最高領導的意見比其他人都重要」。
這個經理團隊的概念，借用比照下，通常也可以拿來了解毛澤東如何遂行治理的途徑，至少對於人民共和國最早剛開始那幾年是如此。這裡的篇幅沒辦法詳細描述這個統治「團隊」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所有作為，然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周恩來晚年的作為更應該要拿來作評價。希拉．菲茲派翠克也指出，將蘇聯領導人視為普通人看待的蘇聯史學者們，常常會成為那些喜歡簡單地把共產黨政治領導人描寫成本質上就是邪惡的人批評謾罵的目標。她認為「對歷史研究者而言……因為不理解歷史人物對於他們所作所為的想法而無法掌握曾發生的事」比起錯誤地指責這些人為他們行為而做的辯護危害性更大。政治行動者都是可以行善、為惡和做出在善惡之間任何事情的人：人們應該依據他們的作為、他們對那些作為的想法和他所處的時代來評斷。用於史達林統治下蘇聯的做法，也同樣適用在毛統治下的中國。
＊作者邁克‧迪倫（Michael Dillon），杜倫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創始主任，英國皇家歷史學會和英國皇家亞洲學會的會員，曾於2009年在北京清華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周恩來：毛澤東背後的力量》（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