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紐約時報》報導披露彭博社新聞主編溫克勒（Matt Winkler）自我審查，阻止揭露中國高層權錢交易的文章發表。溫克勒對此予以否認，還曾發表文章表示"發表敏感報導可能導致報社被趕出中國"，並以國際媒體在納粹德國時期自我審查以能在德國進行報導為例，來類比彭博社在中國的策略。事實上，《紐約時報》在中國的報導，也多次在自我審查的邊緣掙扎。
既然西方媒體在納粹德國的「擦邊球」都是有意義的，那麼當年以各種可能的方式進行發聲和抵抗的德國人的堅持，更是具有無尚的價值。今天的中國和香港亦是如此，無數媒體同行和其他民眾在政治高壓之下頑強承受，輾轉抵抗，以包括沉默、嘲諷、隱喻、學術包裝、消極合作、指桑罵槐、聲東擊西、借古諷今、「打著紅旗反紅旗」等各種形式對著權力說真話，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抗爭故事。
但是，另一方面，作為媒體從業者，我為彭博社等國際媒體為自己的策略辯解感到隱隱的擔憂。同時，我也不希望香港變得像中國一樣，在媒體行業只剩下「擦邊球」，在文壇和學界被贊賞的只有「寫作技巧」。我希望更多的人像當年的我一樣，在因為「寫作技巧」得到贊賞的同時，更多地感到屈辱和憤怒。
只要堅持說真話，記者這個身分就不會死
在這個意義上，《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眾新聞》等香港媒體不屈不撓地抗爭到底，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讓我肅然起敬。
不用說，《明報》、香港電視等媒體一些編輯記者忍辱負重，堅守崗位，也讓我深感佩服。但是，我也一再提醒這些同行，他們所要面臨的前途可能比想象的更加艱難。
與作惡的權力怪獸合作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很多中國媒體人和學者，並沒有完全服從權威，也沒有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征，但是會一直處在為自己的言行正當性的焦慮之中。若干心理實驗表明，人在正當化自己的言行的同時，可能妖魔化別人的不同表現。有時我會擔心，在今天的中國，納粹時期的「白玫瑰運動」可能被認為 「不會打擦邊球」、「不講策略」、「過於激進」而遭到詬病。
在前述短文中，當時還身處中國內地媒體圈的我反省道：「媒體人太容易自我愚弄了，把怯懦當隱忍，把無能當通達。」我不希望有一天香港媒體同道也如此痛心疾首。我希望香港始終存在多種媒體抗爭形式。
眾新聞一位同行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記者只是一個頭銜，無論是否留在行內，只要堅持說真話，記者這個身分就不會死。」這讓我想起來已經被關閉的港台電視知名欄目《頭條新聞》在2012年對我做過的一個專訪短片，片頭摘錄了我的一句話：「只要我們想要傳播，哪兒都是媒體；只要我們想要表達，哪兒都是空間。」謹以此與香港同行分享，祝你們新年快樂！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六四記憶 · 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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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長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