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政府去年吊銷多位人權律師的執照後，同樣遭到打壓的中國人權律師梁小軍告訴德國之聲，吊照被北京視為打壓人權律師「效果最好」且「影響最小」的手段。
中國政府在2021年吊銷了多名人權律師的執照，其中包含代理多起受到國際關注的敏感案件的梁小軍。梁小軍曾代理過試圖偷渡台灣後被捕的12港人案，以及在「1226大抓捕」中被捕的維權人士許志永的案件。
梁小軍在去年11月底確認被自己被北京吊銷了律師執照。他在推特上發文分享了當局對他做出的指控。
在推文中他寫道，北京市司法局在行政處罰事先告知書中，稱他「在境內外多個社交平台多次發表支持法輪功言論丶醜化抹黑憲法法律確立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原則」，並稱他的行為嚴重損害律師行業形象，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
德國之聲向梁小軍取得獨家專訪，請他分享他對中國政府針對境內人權律師的打壓手法的觀察。
德國之聲：可以與我們分享一下您是何時得知律師執照即將被吊銷？
梁小軍：去年11月25日上午，北京市司法局有兩個官員來找我談話，詢問微信跟推特的內容是不是我發的。我承認是我發的，不過也重申裡面有很多斷章取義的內容，我也陳述我的觀點，他們做了個筆錄就離開了。
11月25日下午我出差去山東臨沂，因為我約了25日去法院閱卷，以及下午會見許志永。26日上午，我在山東臨沂市中級法院看許志永案的案卷，當時我收到北京市司法局的來電，告訴我相關的通知已發到我的郵箱。
我打開看了一下，發現是當局要吊銷我的執照。當時我有點意外，但也沒有表露出來，繼續將案卷看完。吃完飯後，我下午去會見許志永，也跟他說北京市司法局准備吊銷我的執照，所以我可能不能去看他了，他的案件可能也會更換律師，我希望他做好准備。
許志永也對此感到意外，認為北京市司法局的手段太惡劣了。之後我回到北京，並於26日晚上發了推特，陳述自己的感受。當天是感恩節，也覺得自己的律師生涯就快要結束了，所以我也稍微回顧一下律師執業生涯需要感謝的人。同時我也申請聽證，聽證是12月14日召開的，我當時委托了兩位人權律師當我的代理人，聽證會在當天下午一點結束。
根據其他律師被吊銷執照的經驗，我們估計當局應該會在兩天內做出決定，所以在12月15日時，我便去會見法輪功學員許娜，告訴她我可能會被吊照了，要她做好准備。
12月16日下午六點，北京市司法局跟我說行政處罰的決定已發到我的郵箱。以前他們都叫我梁小軍律師，但這次卻以梁小軍先生來稱呼我。後來我一看，毫不意外我的執照被吊銷了，我也同時對外發布了吊銷決定書。
德國之聲: 去年包含您在內，多名中國維權律師都遭受吊照處分。他們大多代理各界關注的敏感案件而成為中國政府打壓的對象。您過去十幾年來也代理了多件高敏感度的案件。您如何看待中國政府加強吊銷人權律師執照的力道？
梁小軍：其實人權律師在中國政府眼中一直是眼中釘、肉中刺。這些律師代理了很多受到國際關注的人權案件，這也讓人權律師成為中國政府打壓的對象。中國政府之前一直不知該怎麼處理人權律師，但他們在2015年對人權律師進行了一波打壓，這波打壓是以刑事立案的手段，抓了很多人也動用了很多力量。
然而，這些做法的效果非常不好，國際名聲也非常不好，影響也非常惡劣。他們可能覺得這不是很好的方法，所以他們改變策略。傅振華在當了中國司法部部長後，便在探索該如何處理人權律師。
之前他們曾約談人權律師，也曾開會探索對律師打壓的手段。從2019年起，他們發現吊照可能是影響最小且效果最好的辦法，所以他們便開始實行相關的辦法。吊照跟注銷執照成為他們打壓人權律師最常用的兩個手段。
12港人案的藺其磊律師便是被注銷職業證書。中國當局以沒有律師事務所接收為由，或是以該律師在6個月內無法找到律師事務所執業為由，吊銷這些律師的執照。像在「709大抓捕」中被關押的謝燕益律師便是執照被注銷。
對於像我這樣身為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或主任，因為他們無法不讓我執業，所以他們只能以行政處罰的手段來吊銷我的執照，讓我退出律師社群，顯示律師社群不需要像我這樣的人，因為律師社群只歡迎「聽話」的人。
德國之聲：在擔任了人權律師長達十多年後，您會如何去形容人權律師在中國的角色跟使命？
梁小軍：維權律師實際上是2003年最早開始用的稱呼，當時用這個詞實際上是覺得人權這個詞很敏感，所以改用「維權律師」。到了2012跟2013年，我們逐漸把「維權」這個詞改成「人權」，因為我們覺得應該把「人權」這個詞放到台面上來說。
我認為，人權律師是要去維護中國公民社會發展過程中，人權受到侵犯的這些人。這些包含信仰自由跟言論自由受到侵犯的人，以及像許志永這些集會權利受到影響的人。我們主要是維護這些權利。
我覺得人權律師的角色就是在代理案件中，自然形成的角色。這些案件在中國是被視為非常敏感的案件，很多律師不願意去觸碰這些案件，但這些案件又需要有人去代理，所以才逐漸出現一群專門代理這樣案件的律師。他們勇於去代理這樣的案件，幫助這些人權受到侵犯的人，為他們辯護。我覺得這個群體是自然形成的。
德國之聲：我們也看到人權律師的規模在2015年的「709大抓捕」後便不斷縮小。到了2021年，願意挺身而出代理敏感案件的人權律師人數越來越少。您認為在人權律師群體持續受到中國政府打壓的情況下，中國的司法體系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梁小軍：我們可以設想的是，中國以前的法律體系是「公檢法為一家人」，就是一個案子進入一個傳送到，從公安局辦案丶檢察院審查起訴丶再到法院判決，這個傳送帶是非常流暢的。
如果有律師對這個案件提出質疑，並引導輿論跟媒體的監督，對這個流程會造成阻礙。中國政府不希望這樣的流程受到阻礙，所以他們之前除了打壓人權律師外，還為這些當事人指定律師，讓想阻礙訴訟流程的律師無法進入辯護。
所以現在若更多律師被吊照，若一個當事人進到這樣的傳送帶內，公檢法跟律師會成為一家人，當事人的權利沒有辦法得到保障，特別是這些人權案件。讓這些當事人的聲音被消失，讓他們的事情不再有人去關注，我認為中國政府就是想要達到這樣的目的。
德國之聲：您目前失去執照已近兩個月，這個轉變對您的生活有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梁小軍：我的生活到目前為止沒有特別受影響，因為我現在沒辦法接新的案件，但以前有些案件尚未辦理完，所以過去這段時間我花很多時間處理手中的案件，我要把這些案件移交給其他律師去做，並對當事人有些解釋的過程。
還有一個事情是，現在司法局說我們的律師事務所也不能存在了，所以我律師事務所的律師都要被遣散跟轉所，可能他們的下一步是要注銷我們的律師事務所，所以我還要花一些時間去處理相關事宜。我認為這些事都是因為我被吊銷執照而造成的。
德國之聲：我們知道許多人權律師在失去執業資格後，仍然找尋不同的途徑去持續法律的工作。您認為在中國現在的氛圍下，有空間讓這些律師繼續運用他們的專業知識與經驗嗎？
梁小軍：我們會自己尋找這樣的空間。雖然我們被吊照，但就我本人來說，我的職業素養跟經驗還是有很多人認可，所以他們也願意來向我諮詢或請我推薦律師。這樣的話，我可以給他們推薦律師，跟律師一起探討案件，共同去幫助這些人。
雖然我出不了庭，但我可以做一些幕後的工作。我做這些工作是司法機關跟公安機關無法阻止的，因為我沒有違反任何法律規定，我通過自己的知識跟努力，可以維持自己的溫飽跟生活，這我覺得是一定可以的。
我會把我之前代理的案件做好交接工作，並持續地關注。我可能也會像其他被吊銷執照的律師一樣，繼續從事法律工作跟案件幕後的運作跟諮詢。若條件許可，我可能還會寫些文章，並對過去生活和接觸過的案件進行介紹跟評論。
德國之聲：從您過去十幾年的經驗來看，您如何看待中國目前在人權領域的發展？
梁小軍：現在跟以前相比，中國在人權的某些地方有進步，但有些地方是退步的，這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比如說對一些人權案件，以前在程序上跟權利上當局進行了很多限制，但現在中國當局可能只會對特別敏感的案件才這樣做。
不過中國當局同時又打壓一些律師，而且他們對言論自由的限制是前所未有的嚴厲。現在中國言論自由的空間越來越小，以前言論自由的空間是比較大的，人權律師至少可以相互溝通，但現在中國公民社會完全沒有發聲的渠道，政府透過刪帖丶封號等手段來打壓公民社會。我的感覺是中國的人權狀況好像又回到了十年前。
德國之聲：您認為在中國現下的氛圍中，有哪些方法可以讓中國政府減緩對人權律師社群的打壓？
梁小軍：我覺得中國政府不在意國際社會的批評，並不代表外國的譴責跟關注沒有用。我覺得中國政府是表面上不在意，但實際上卻非常在意。中國政府實際上是「色厲內荏」，也就是表面上很強硬，但內心很虛弱。
也因此，國際社會的關注跟譴責我認為是非常有用的。對於人權問題跟律師執業問題，國際社會應該繼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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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William Y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