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篇社論，明確了我們雜誌在殖民地香港的輿論角色，由英國提供的保護傘，可以使我們說出中國老百姓想說但在大陸不能說的話。那時候，愛國，一心希望透過輿論促使中國進步，仍然是我的追求。我相信只有批評才有進步，沒有批評就只會越來越向絕對權力倒退，越來越腐化。
《七十年代》被禁止進口的幾個月，一向同我有密切聯絡的中共駐港高層，沒有約我見面，有見面的藍真也沒有同我談論這件像沙發上的大象那樣明擺著的事。直到九月刊出第三篇社論，才通知我去新華社與王匡社長見面。
那次見面，跟過去與李菊生社長、祁烽副社長的平和地聊天式談話不一樣，是十幾人在一個大客廳開會式座談。王匡講了一大堆廢話，主要就是說我們三篇社論不合適，指「中共非法沒收」不對，不是「中共」，是「中國海關」，現在是「黨政分開」的。我平和地但毫不保留地對他的話表示異議，說要「黨政分開」只是一個追求，還不是現實。並再次扼要陳述社論的觀點。我試圖力爭在中共體制內實現一本雜誌的言論自由，但沒有得到與會者支持，包括藍真在內的與會者都沒吭聲。這次會晤有點不歡而散。而真正主管報紙雜誌的祁烽副社長卻沒有出席。
王匡在文革前任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文革被批鬥，文革剛結束的1977年復出任出版總局局長，這時全國只准讀毛著的禁書時代尚未過去，他在出版局率先開放了35種中外名著的重印工作，在中國算是較開明和有作為的人物。可是，既外派香港，又要服從中央僵硬政策，表現也就只能這樣了。
這是我爭取作為中共體制內刊物的言論自由的挫折，也是我們與中共關係裂口的開始，但這時候還沒有真正和公開破裂。
失敗者回憶錄86：太歲頭上動土
物質的短缺，使人民對物質的渴求，超過了一切，已經談不上對任何精神方面的東西的追求了，道德、文明、禮貌、理想在物資渴求面前都無意義，人成為一味追求物慾的動物。
1979年《七十年代》九月號，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特權階層在中國」。是寄自北京的來稿。文章開頭說：「文革以來，中共內部本來並不明顯的特權階層日益惡性膨脹」； 1979年中美建交後，中國門戶大開，每年乘西風出國的官員與日俱增，在出國潮中，「佔有相當比例的是中共要員的老婆孩子，以及各級沒有真才實學的平庸官員」。「『出國熱』的鬧劇在今年五月派出『中日友好船』時達到最高潮」，「以廖承志為團長的600多人中，有400多人是夫人、小姐、公子和高官顯要的親朋好友們。僅廖公一人就攜帶30多位這類人隨行」。當輪船駛離上海港口時，人群就將此船冠以「公子王孫船」的稱號，隨後一個多月，一直在北京、上海受到議論。而回國時，則滿載著「日本朋友」送給公子王孫們的禮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