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提到，台灣近十年來鑑於內外處境，對輿論的壓制有所放鬆，「在石縫中茁長的台灣文藝的草木，就顯得特別精壯，它在文藝方面的成就勝過大陸三十年的文壇」。
失敗者回憶錄87：愛荷華的「中國週末」
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左傾文化極端專制的時期結束，言論控制有了鬆動，而最先作出反應的，是文學作品。文學作品表面是「虛構」的，不會直接觸及具體人物，因此反而更能真實地無顧忌反映現實。比照歷史，我當時寫過：歷史除了人名和年份是真的之外，其他都是假的；小說除了人名和年份是假的之外，其他都是真的。這是極而言之的判斷。
文革後，最先出現的是「傷痕文學」，寫的是文革悲劇，個人遭遇的不幸，等等。繼而，文藝界在批判現實的道路上又走前一步。1979年7月號《人民文學》刊登了小說「喬廠長上任記」，寫了文革後一間工廠的人事混亂，加上投機取巧、走後門風氣氾濫，使一個決心想搞好業務的新廠長，反而受到數不盡的咒罵、譏笑和誣告。8月號《詩刊》發表了「將軍，你不能這樣做」，講一個受文革迫害後重新走上領導崗位的將軍，大搞特權，竟下令拆掉幼兒園，為自己建樓房。
這些事，與其後揭發動輒千億的貪腐事件比較，當然見怪不怪了。但當時是轟動的。
因為這是中共建政以來大陸未出現過的文藝現象。過去中共一直嚴格執行毛澤東的為工農兵服務、為政治服務的路線，只能歌頌光明，不能揭露黑暗，使文藝創作思想單一，內容單調，許多在中共建政前卓有成就的作家，1949年後在思想箝制下都寫不出好作品。到了文革，極左文藝路線更發展到沒有人性、沒有愛情的荒謬程度。因此，當1979年我看到大陸文藝界出現了批判現實主義的苗頭，深有感觸，覺得是好兆頭。正是在這時刻，我訪問了美國，參加了9月中旬在愛荷華舉辦的「中國週末」討論會，並作了講話。
愛荷華大學設有「國際寫作計劃」，每年邀請世界各地的作家到愛荷華這個環境優美的大學城，過幾個月自由自在、沒有政治干擾與審查的美國生活。「計劃」由詩人保羅·安格爾創辦，那年他退休，轉由他的妻子、台灣著名作家聶華苓任主席。文革後，在1978年，他們和兩個女兒同訪中國，並通過中國作家協會邀請中國作家赴美。1979年中國派出蕭乾和畢朔望兩個作家參與。蕭乾大名鼎鼎，畢朔望不知何人，據聞是作協黨組成員。中國首次派出作家訪美，想是認為有黨員「照料」的必要。
過去，已經有許多台灣和香港作家參加過「國際寫作計劃」，但那一年是中國大陸作家第一次參加，讓人感覺奇怪的是，「計劃」邀請台灣來參加的王拓和瘂弦卻沒有來。參加「中國週末」討論會的，香港來的是我和戴天，台灣有詩人高準，旅美的作家學者不乏名人，包括於梨華、陳若曦、鄭愁予、歐陽子、劉紹銘、周策縱、葉維廉、李歐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