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去美國，又是第一次參加這樣的國際會議，若不是對當前中國的文藝現象已經醞釀了好一陣的想法，不吐不快的話，我是不會答應出席發言的。
雖已經是四十多年前的講詞，但我至今仍然覺得有些段落很用心，在當時也是適切的。
我講到當時在中國，人民有強烈要求，就是實現民主化和現代化，民主化是使人民有權，現代化是物質文明的進步。但統治階層中還有不少人，基於本身的既得利益，仍然漠視、壓制、打擊這種要求。面對這樣的時代，有良知的文藝家和新聞工作者，都不應該在人民的重負、苦難、無權面前閉上眼睛。「如果作家們在蘸著墨水如同蘸著自己血肉那樣痛心疾首地表現人民的苦樂……，那就一定可以在未來產生劃時代的文學作品。」
我在演講中提到一個未經研究的印象，「在社會安定、經濟繁榮、人民康樂的盛世中，不會有劃時代的文學作品；在強權統治的專制黑暗時代，也不會有茂盛的劃時代作品。世界各國的文學繁榮時期，若不產生在一個繁榮盛世開始走向沒落的時期，就是多產生在黑暗時代將要過去、光明時代將要到來的時候，……多產生在人民的沉重苦難開始減輕、人們可以吁一口氣的時候。而中國的今天，似乎就是在這樣的時候。」我又提到，台灣近十年來鑑於內外處境，對輿論的壓制有所放鬆，「在石縫中茁長的台灣文藝的草木，就顯得特別精壯，它在文藝方面的成就勝過大陸三十年的文壇」。
我這篇講話，當時引起相當多討論，包括大陸的文藝雜誌，都有批評、爭論與轉載。愛荷華的「國際寫作計劃」也因我這篇講話而邀請我在次年去擔任訪問作家。
現在看起來，當時對中國及文藝界的估計，是太樂觀了。時代給予批判現實的作家鼓勵，但體制給予的限制卻是揮之不去的生死威脅。（原文發佈於2021年11月12日）
失敗者回憶錄88：1979年與中共關係觸礁
1979年發生了幾件事，雖未至於使我與中共的關係破裂，但思想上、觀念上的裂口已經形成。我會認為這是我與左派分道揚鑣的一年。
前文講到「特權階層在中國」的文章，觸及廖承志，以致他下令把《七十年代》「徹底搞垮」。但實際上這篇惹禍文章刊出後，中共沒有任何反應。而廖承志向王匡提出的「徹底搞垮」的理由也不是這樁與他關聯的報導，而是《七十年代》批評鄧小平的「反民主」。因此，表面理由是魏京生案，暗藏的實際理由是廖公船。
這一年的10月16日，北京法院對七個月前拘捕的魏京生重判15年徒刑。《七十年代》收到一篇來稿評論此事，趕著在11月號發刊。那時的印刷流程比現在慢很多，每當付印前我都親自到印刷廠作最後審定。記得那天在印刷廠，手下一位編輯趕來找我，說潘公要他向我轉告，《七十年代》不要發表有關魏京生案的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