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黨政新聞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定的累積，對各方面的政策暸解，對黨政的人脈熟悉，都要有累積，這就是黨政記者之所以為首席的原因。假如沒有建立好相當關係（務實地說，看你有沒有寫過什麼像樣的東西？以及，知名度、口碑等等），那些大官會願意跟我們講話嗎？會理我們嗎？又如果談吐低俗、問題幼稚，他根本連搭腔都懶得。因此黨政記者首先必須是一個令人看重而且願意對話的人。
採訪主任明明看到他身邊有一個符合這樣條件的人，卻想盡辦法去找別人來做。我的表現余先生看得到，採訪主任更是天天看得到，卻不情願指派我接手。為什麼？他說不出口而我非常明白的原因是，他有危機感。按照當時報界的慣例，黨政記者既是首席，距離採訪主任就是一步之遙。我若留在國會線，缺少黨政線資歷，就不會即刻調升採訪主任，而有緩兵作用。何況在此之前，老闆已經升我為採訪組副主任，簡直就直接威脅到他。後來知道，這項任命竟然是老闆不顧他反對，執意做的決定，使他一肚子不高興。凡此種種，都使他對我產生心結。
這就成了我的尷尬和苦惱。坦白說，我與採訪主任的互動非常好，我由衷服氣並服膺他，我們合作得非常愉快，至今我都還認為他是時報歷來最好的採訪主任和總編輯。他是受戰亂影響的一代，出身行伍，但自修有成，而且是非分明，處事公正，決策明快，只因個性內斂，不善逢迎，和老闆之間時起爭論。
在余先生的世代交替計畫下，他屬於老一代，余先生希望新一代快起，他則在意老一代的人心和公道。他們大人之間的事我插不上手，只能埋頭做自己的事。後來到了我進入核心圈的時候，我不自覺地變成了他，形成了與余先生矛盾的緣由之一。我默默顧了老一代的公道，沒有順著余先生的鋪排（在速速讓前輩一一過場之後，由我接班總編輯），拂逆了他在我身上的用心，這是後話。
尋思國家走向與採訪方向
由於黨政機構太過封閉，儘管我總有辦法鑽得出獨家新聞，但還是不容易表現出特色和新意。我覺得應該要有計畫地找到一些方向，根據這些方向去發掘內容，再以這些內容去獲取反應，這樣既可充實黨政新聞，或還可發揮黨政新聞影響政策走向的功能。這樣的黨政記者好像做得才有意思。
正好國民黨即將在1976年11月舉行第11屆全國代表大會（簡稱十一全），這是蔣介石故世後第1次的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中，蔣經國將正式接續蔣介石成為國民黨的領導人，只是名稱不叫「總裁」，而稱「主席」；並且將改選中央委員、中央常務委員，組建新的領導班子，開展蔣經國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