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美斷交後，國府緊急宣布中止該年底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廣大群眾原本對政治的熱情突然轉向仇美，使得部分平素挾洋自保的黨外人士受魚池之殃，而自覺被美國出賣的執政黨人士，則與民間社會同仇敵愾，這些都助長了國府內部保守勢力的氣焰。台、美斷交後，國民黨召開國是建言座談會，與會人士義憤填膺、情緒激烈，咸認為國內社會秩序是否安定或者遭到破壞，乃是外交、政治等一切事務成敗的關鍵，而少數黨外人士蓄意製造事端，外國勢力直接或間接暗助，係為「鐵的事實」，黨內大員除主張「嚴懲政治叛亂犯」之外，甚至建議政府擬妥一份「效力應大於法律與命令」的《反共愛國公約》，要求全體國人簽字遵守，蔣經國本人也認定政治上的陰謀分化偏激份子，「應一律以共黨份子視之，必須從嚴處理。」
以一九七九年初高雄黨外大老余登發涉嫌叛亂案被捕為例，不少國民黨人士認為此時採取行動乃「時機大好，易獲民眾支持」，主張應把握群眾的愛國情緒並採取「非常手段」。翌年「美麗島」事件被告林義雄的母親與雙胞胎女兒在自宅遭不明人士刺殺身亡，震驚全台，然而當警政機關宣布以高額獎金懸賞緝捕林宅命案的兇手時，國民黨內竟有謂該案之發生，「社會上並未懷疑國民黨」，故不宜提供過高獎金，以免引起眾人猜疑之荒謬論點。當年「美麗島」大審結束後，同樣有高層人士指出軍法審判「情理法兼顧」，已經贏得廣大民眾的信服，「不論宣判結果如何，下次選舉國民黨將可獲得壓倒性勝利。」由此可見此時執政黨內部政治氣氛之保守反動。
一九八五年，從江南案到十信案的一場噩夢
一九八四年春天，國民大會準備選舉新一任正、副總統，蔣經國基於省籍平衡而提名台灣省主席李登輝擔任副手，並有意讓政績出色、民間聲望日隆的行政院長孫運璿繼續留任，以栽培他成為未來國家的領導人，不料孫運璿突然中風病倒，被迫退出政壇，嚴重打亂蔣的人事布局；在希望維持財經內閣前提考量下，他任命中央銀行總裁俞國華繼任閣揆。儘管俞內閣繼續啟用台籍人士，延續七○年代以來的本土化工程，然在美政府看來，遲至蔣經國第一個總統任期結束之時，國民黨內部的外省保守勢力依然穩佔上風，主張開明改革的力量鮮有發揮影響力的空間，台灣的民主化進程看似將黯淡無光。
在國務院與中央情報局的分析裡，接受西方教育、具有改革色彩的李登輝，於國民黨內毫無權力基礎，僅是小蔣用來制衡海外台獨勢力，以及對島內台人群體進行安撫酬庸的一顆棋子，根本無法駕馭龐大的黨國體制，連被華府劃歸為保守派的俞國華，其影響力都勝過李。美方還認定警備總部、軍方與國安情治系統對「本土化」路線仍持高度的疑慮，甚至暗中阻撓，蔣經國提名李登輝任副手之後，也可能向黨內外省勢力進一步釋權，以免後者擔憂台人力量上升。種種情況都讓華府對台灣未來的政治前景不太樂觀，研判一旦蔣經國在任期內亡故，保守派必將主導全局，溫和力量將進一步下滑，屆時台灣不但沒有推動大規模改革的可能，台、美關係也將蒙受陰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