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豐縣「八孩母親」引發輿論關注。遺憾的是，中國政府懲罰的往往不是人口販子，而是揭露人口販賣的人。
江蘇徐州豐縣一名精神失常女子生下八個孩子，並被發現用鐵鏈鎖在凌亂骯髒的破屋裡，引發網絡輿論嘩然。本地官方分別以縣委宣傳部和聯合調查組的名義發布兩則通告，強調當事人楊某俠和董某民合法結婚，不存在拐賣行為。
官方通告帶來更多的疑問。根據官方信息，她曾在街頭流浪乞討。被鐵鏈鎖住脖子，是因為智障並有暴力傾向。生下八個孩子是因為節育措施失效。在很多網民看來，這名女子顯然是遭受非人虐待的性奴和生育工具。她早年為何流浪街頭？是什麼原因導致她精神失常？在嚴酷的計劃生育政策之下，她如何能夠連續誕下八子？以她所處的生育環境和當地重男輕女習俗，有沒有孩子夭折和女嬰遺棄？
有網民發現1996年失蹤的四川女孩李瑩與這位「八孩母親」長相十分相似。據報導，四川當地警方已經與李瑩的媽媽取得聯系，並對事件展開調查，DNA之前已經採集入庫。無論DNA鑑定結果如何，此次事件揭示出來的更多家庭悲劇和女人遭遇讓人們痛心疾首。
人口買入地官方從來不會主動確認「存在拐賣行為」
鐵鏈鎖人的畫面讓人們想到電影《盲山》中的情節，以及幾年前曾引起輿論關注的重慶市巫山縣童養媳案件當事人馬泮豔的相同遭遇。其實，暴力拘押和虐待在拐賣婦女案件中司空見慣。1999年，我曾和《南方周末》的同事赴廣東信宜山區採訪拐賣婦女現象。在那些偏僻的山村家庭，「買媳婦」的比例高達50%以上。我在當時的報導中寫道：「在這些人販子手裡，不少姑娘遭到拘禁、強奸和蹂躪，因此到了交易的時候，她們往往迫不及待地跟著買方——未來的‘丈夫’走，甚至懷著感激的心態。」
豐縣官方「不存在拐賣行為」的結論遭到質疑，這並不令人感到奇怪。在任何一個人口買賣的重災區，誰家買了媳婦人所共知，但是當地官方從來不會主動確認「存在拐賣行為「，而是積極參與和維護人口拐賣網絡。只有在受害者家人通過所在地警方找上門來，或者在」解救被拐賣婦女行動月「之類象征性的打擊活動中，當地警方才會迫不得已」解救「一下。即便如此，截至1999年的十年間，信宜市警方公布的解救被拐賣婦女人數也多達7000余人。
很多人不理解電影《盲山》的故事中，為什麼重慶警方不通過陝西警方直接跑到當地村裡執法。其實，這在此類解救行動中相當普遍。假如通過當地警方，大有可能會洩露消息，當事人隨即被藏匿起來。外地警方往往先突然襲擊救出當事人，然後再找當地警方和政府協助。即便如此，正如《盲山》國際版結局所揭示的那樣，解救也未必能夠成功。
對受害者家鄉的警方來說，這也不是單純的「執行公務」。拐賣人口在中國屬於刑事犯罪。警方偵破刑事案件、解救受害者，應該先向受害者家屬收取「解救費」再行動嗎？這種荒唐的事情，在中國警方解救被拐賣婦女兒童案件中幾乎成為慣例。不僅如此，跟一些私人尋親公司相比，警方收費更貴，效率更低。
我為什麼獲得央視晚會的獎勵？
2006年，我任職《南都周刊》副總編輯，曾派出記者調查全國失蹤兒童。我們發現，中國每年記錄在案的失蹤兒童數以千計，絕大多數案件警方都不予立案，甚至拒絕提供現成的監控錄像。
這樣的故事反復上演：失蹤兒童家人乃至整個家族悲痛欲絕，傾家蕩產尋子多年，一個偶然的機會看到了當年被警方拒絕提供的監控錄像，認出孩子被一個熟人帶走了。如果當初能夠及時看到錄像，立即就可以抓到人販子，解救受害兒童。事後幾乎沒有任何警察因此受罰。
那篇報導講述，來自雲南、貴州、廣東及河南等省的絕望的家長們成立了全國尋子聯盟，掌握了上千名失蹤兒童信息，但是營救起來仍然困難重重。報導列出了經過記者核實的593位失蹤兒童名單。
那篇報導獲得了中央電視台當年的「封面報導獎」。我和記者蘇嶺一道前往央視出席了頒獎晚會。
今天看來，那篇報導能夠在央視獲獎，除了記者的艱苦採訪和詳盡報導之外，還因為跟國內所有媒體的這類報導一樣，重點講述的是尋子家庭（聯盟）和人口販賣網絡的鬥爭，而不是揭露和追究政府的責任。
人們通常將人口拐賣歸因於社會貧困和傳統習俗。事實上，如果我們想一想，中國政府的一道命運或者一場運動，可以讓自古就有的性工作者一夜消失，可以讓子子孫孫夢想「耕者有其田」的中國農民乖乖交出土地，可以讓「百善孝為先」的中國社會父子反目、互相揭發，可以在「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文化中實行嚴酷的計劃生育政策，還有什麼社會貧困和傳統習俗可以阻擋他們？
那麼為什麼官方放任拐賣婦女兒童呢？答案是：將女人商品化和工具化，漠視婦女兒童的基本人權，是父權專制社會的內在本質。
受到懲罰的不是人口販子，而是揭露人口販賣的人
這幾天網絡流傳法學教授羅翔的一段授課視頻。羅翔教授指出，根據中國法律，非法購買一只鸚鵡，最高判刑五年；非法購買一個或者一打(12個，意思是眾多)女人，最高判刑三年，相當於非法購買20只癩蛤蟆的最高刑期。因此，中國女人的價值不如鸚鵡，僅僅與癩蛤蟆相當。
現實更加殘酷：眾所周知，絕大多數被拐賣婦女兒童的買家，是不會被追責的。事實上，絕大多數人口販子，也沒有被追責。電影《盲山》裡的人口販子沒有被追責，因為他們是受害者的陌生人而且設計逃跑了。有關數據顯示，有相當部分人口拐賣發生在熟人之間。當年我採訪的所有受害婦女，都知道拐賣她們的人是誰。有一位受害者被她舅媽騙走賣掉。成交之後，舅媽直截了當地告訴她：「我已經把你賣了。」這些犯罪分子之所以如此囂張，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不會受到懲罰。
受到懲罰的往往的是揭露人口拐賣罪犯的人。比如電影《盲山》未被允許公映，投拍者學血本無歸。在豐縣官方宣稱「不存在拐賣行為」之後，就再也不允許人們談論「拐賣」二字。據一位來自豐縣的微博用戶稱，本地人只要在社交媒體上提到這兩個字，就會接到警方的電話，而且警方以知道父母和工作機構信息相威脅。
重慶市巫山縣童養媳案件當事人馬泮豔講述自己和母親淒慘人生的文字，也被不能在她的微博賬號（「巫山六月雪」）發表出來，只能以圖片形式傳播。她說：
「徐州八個孩子媽媽的事，有人問為什麼沒人報警？為什麼沒人管？還以為是地方政府不知道呢！我12歲被大伯和村裡人賣掉後，也經歷過被拴鐵鏈鎖屋裡，我把親身經歷告訴大家，不是沒人報警，當地政府派出所都是知道的，他們就是不管！我當年那麼求政府派出所管我了嗎？沒有！」
＊作者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六四記憶 · 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現居德國。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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