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愛凌和八孩母親的距離
乍一看，在這個女人之間，谷愛凌和八孩母親的距離最為遙遠。谷愛凌大概認為，她就是再經歷十億次投胎，也不會落到八孩母親的慘境。但是，八孩母親的遭遇讓普通網民感到不寒而栗。例如微博用戶@托尼趙四塔克說：「你離谷愛凌還差十億次投胎，但離豐縣母親只差一記悶棍。」在此之前，微博用戶@TiAn咸魚安創作了一副漫畫《她和她的距離》，在微博上被轉發30多萬次後遭到刪除。
在我看來，假如八孩母親的故事沒有這麼敏感，谷愛凌可能會是和她距離最近的人。因為在她名利雙收的人生中，唯一缺少的就是「道德」二字。她的公關團隊大概正在尋找比「八孩母親」更加「正能量」的幫助對象，比如一位失學女孩，來彌補這一缺陷，並再一次「感動中國」。但是，在官方宣布正式「全面脫貧」的當下中國，這也並不好操作。前不久，《中國新聞周刊》一篇報道《對話「流調中最辛苦的中國人」：來北京找兒子，凌晨打零工補貼家用》，在微信閱讀量10w+之後被禁止分享，原因是遭到舉報： 「2020年國家已消滅貧困，文章用詞不當，並且片面地報道他生活窮苦的一面，誤導觀眾」。
中國輿論場對「道德綁架」的厭惡，大概僅次於八孩母親被鐵鏈鎖脖。在一個極權社會，如果凡事都用道德來審視，很多人的生活都無法自圓其說。在推崇價值多元的西方社會，「道德綁架」也是不道德的行為。尤其是麥卡錫主義的陰影未散，對中共支持者的指責須得格外謹慎。但是，道德綁架和道德義務的區別，並非完全逃脫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在對於谷愛凌成功故事的討論中，往往沒有被說穿但又總是揮之不去的就是個人道德。
有人簡而言之，強制行善是道德綁架，禁止作惡則符合道德。那麼，為了個人名利支持極權，或者具體地說，為網絡管制涂脂抹粉、公然說謊是符合道德的行為嗎？享受特權——國籍不明卻能代表中國對參賽、非法翻牆不受懲罰、公開穿抵制新疆棉的BCI成員品牌服裝卻不被小粉紅攻擊等——是符合道德的行為嗎？
谷愛凌的辯護者會說，到中國市場發展、並被迫為中國政府站台是她的個人選擇，這只能證明中國的舞台廣闊。正如我在《長平觀察：謝霆鋒和趙薇的距離有多遠？》一文所指出的那樣，當年的德國納粹政權受歡迎的程度未必輸於今天的中共，但是這並不能讓它的支持者免於道德或者法律的責任。
當人們在計算普通人和谷愛凌以及八孩母親之間的距離的時候，可能在無意中將谷愛凌的行為正當化了。我相信，並非人人都想成為谷愛凌。即便能夠像她一樣投胎，很多人還是會選擇過一種更符合道德的生活。何況，在一個極權社會，她和彭帥、朱易以及八孩母親之間的距離並不遙遠。
＊作者為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六四記憶 · 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現居德國。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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