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冬奧」，就是一齣「崛起」的炒冷飯，更難堪者乃民族主義話語下觀眾拿國族符號開心，運動員慘被「網暴」，朱易「摔倒」，挨罵主要不是因為她「改變國籍」，而是她爹的「棄美轉中」；那廂台灣黃鬱婷穿中國隊服炫耀被罵翻，「她輸了台灣人反而開心」；韓國人覺得本國選手被錯判，直呼「讓中國人把獎牌都拿走吧」；競速滑冰2000公尺混合團體接力，中國因美國和俄羅斯被改判違規而奪金，遭外媒砲轟，一個原本的國族競技場，轉變為國族符號的羞辱場，運動員也成了被耍的猴兒，此等皆令「奧林匹克精神」消解殆盡不說，更使運動員「為國爭光」，反轉為羞辱國號，無意間證明瞭「國家」霸道則民眾成巨嬰。
「巨嬰」是中國心理諮詢師武志紅開發的一個社會心理學概念；還有一個相近的提法，是餘世存的「類人孩」，大概更接近文化學；兩者皆顯示，今人對中國人的社會人格的觀察，已經逸出「五四話語」，但是都屬於先鋒、邊緣論說，進入不了主流位置。
「巨嬰」概念，為諸多中國社會問題找到了可以套用的理論，如網絡謾罵、夫妻冷戰、少女找「幹爹」、病人砍醫生……武志紅一言以蔽之：「這是嬰兒最基本的一個反應——找媽媽」；在一個更大的範疇，其實是「全民找媽」，乃是個體「幼稚化」、建構「超級國家霸權」、民族主義的副作用。
武志紅循心理學路徑詮釋的這個現象，也可以循解構學來詮釋，按照法蘭克福學派的解讀，中共自延安時代開始對中國人的「話語改造」，其最標準的做法，不是剝奪而是以偷換的方式，把每一個人的「自我」摘除掉，代之以革命「經典」所供應給你的「標準件」：在人們的想像和表達的對象化為空洞之處，代入超越性的、抽象的、抹平一切差異的意識形態話語，由此，中國人徹底失去每個人自己的語言，而是只說得出來體制讓你說的話。更有意思的是，革命文學中貫穿著「戀父」（愛黨）情節，從《白毛女》、《青春之歌》直到《紅色娘子軍》，都是「女兒」要找「黨爸爸」。
「黨爸爸」操縱下，我們可以很清晰看到，這三十年中國街頭的兩種騷動：
第一，對外「義和團」心態。1999年5月的「炸使館」事件和2005年四月的「教科書」事件、「釣魚島」事件，皆引發全國範圍的反美反日遊行，但是後兩次反日的規模和範圍，都遠遠超過1999年的反美遊行，為「六四」後十六年來所首見，給人以「八九」盛況再現的錯覺，更令外界驚詫中南海可以操弄民粹於股掌之上,釣魚島爭端時砸日本車，南海危機時砸美國車，薩德沖突砸韓國車，德國辱華T恤砸德國車，但是人們在網上質疑：「難道真要買吉利金剛嗎？」、「哪天輪上了打倒走資派，有車的一律砸掉！」——文革的殘留影響還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