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切的開端來自於一個年輕女性對從未謀面的外公的好奇。張旖容的外公黃溫恭在她母親襁褓時就已經過世，成長過程中，她對外公的理解建立在許多偶然串起的歷史片斷或文字紀錄上。到了二○○八年，她在政府檔案中看到外公有地下組織的背景，也知道本來被判處十五年徒刑的外公，因蔣介石親筆批示而改成死刑，在三十三歲那年被槍決。然而，她並不知道當年外公臨刑前，曾經留下五封遺書。直到二○○八年底，向檔案局調閱了外公的檔案後，張旖容才看到塵封在國家檔案中近六十年的遺書。
發現外公的遺書後，張旖容和家人理所當然認為政府應該把遺書還給他們。然而，理所當然的事不僅在當年的威權體制下不存在，連在民主化後的臺灣也不是那麼理所當然。向檔案局要求歸還時，檔案局表示遺書是國家檔案的一部分，礙於法令只能提供副本，寫到總統府的信也只得到制式的回答。張旖容的外婆於二○○九年過世，直到她臨終前，家人都無法取回當年她丈夫寫給她的遺書。
黃溫恭的遺書當然不會是唯一被扣留的遺書，可想而知一定還有別的受難者的遺書淹沒在政府的檔案中。然而數量有多龐大呢？除了掌握檔案的政府，沒有人能夠回答這個問題。這些遭槍決的受難者被剝奪了生命，但是有誰會想到，當年的威權政府也一併剝奪他們與親人的告別？被扣留的遺書竟然要到解嚴二十多年後才出現，既顯示政府公布及整理檔案的態度被動，也凸顯了政府對於威權統治傷痕的淡漠輕忽，這樣的情形一再說明了臺灣轉型正義的匱乏。
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自二○○七年十二月成立以來，即以促成轉型正義為工作目標。當張旖容和家人為取回遺書而奔走時，我們認為要求政府歸還白色恐怖期間所扣留的受難者私人文書，是轉型正義的一項重要工作。於是我們在二○一○年的會員大會上通過決議，將協助家屬取回遺書，並且督促政府建立歸還制度。我們的會員陳俊宏與魏千峰，當時擔任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委員，隨後也在該小組開會時提案，力促檔案局盡速且全面歸還政治受難者之遺書。然而，行政部門的回應仍然被動，檔案局以預算有限為由，只願意以個案的方式處理，要家屬主動申請，才會確認檔案中是否留有遺書。
公文往返一年多後，有鑑於檔案局遲遲不肯全面清查受難者的遺書，又一直沒有建立遺書返還制度。我們於二○一一年二月與黃溫恭的子女黃大一及黃春蘭一同召開記者會，提出三點訴求：一、遺書由總統代表國家親自返還；二、檔案局應為遺書返還建立機制；三、檔案局應主動全面清查檔案中是否還有受難者的遺書，主動通知家屬領回，而不是被動等待家屬申請。第三點尤其重要，當年政府扣留了受難者的遺書，許多家屬根本無從得知遺書存在，這樣如何可能主動申請？一個月後，研考會回應我們的訴求，表示將擬定相關程序，建立受難者家書返還的相關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