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一年七月十五日，在解除戒嚴二十四年後，馬英九總統在「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儀式」上歸還黃溫恭及其他受難者的遺書，並對家屬致歉，也在致詞時表示檔案局將清查二百多萬頁的檔案，找出受難者的家書、筆記與手札歸還給家屬。二○一一年下半年，檔案局總共清查出一百七十七位受難者的私人文書，共約七百四十七頁。
（政治受難者黃溫恭寫給兒子黃大一的遺書，直到58年後，才回到家屬手中。衛城出版社提供）
二○一二年春天，檔案局透過當時還在運作的「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聯絡家屬申請遺書返還。但因為我們在那幾年進行白色恐怖受難者與家屬的口述訪談，所以知道補償基金會並無管道聯繫某些家屬，數度表達願意協助聯絡，但是未獲檔案局同意。因此，我們只能在所知範圍內，不斷告知家屬可以申請返還遺書。在這個過程中，幾位研究白色恐怖的年輕研究者，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們不但認識家屬，也對檔案開放及遺書清查的進程知之甚詳。
政府開啟遺書返還程序，並不表示家屬從此取得遺書就毫無困難。行政程序的繁瑣讓受難者家屬郭素貞女士（郭慶之女）拒絕出席官方的遺書返還儀式，並且投書報紙直言，「公務機關彼此能橫向聯繫完成的管理作業，卻要遺屬在烈日下來回奔波補件，這是民主政府的公僕對於政治受難者家屬該有的服務嗎﹖」本會據此透過尤美女立委的協助，促成檔案局設立簡化受難者家屬申請程序的單一窗口，以及檔案複製收費減免機制。
在部分家屬領回遺書後，我們決定邀請作家進行採訪，讓這些遲了四十至六十年的遺書故事，能為世人所知。這本書收錄的遺書及所呈現的受難者生平與家屬經驗，只是白色恐怖記憶的少許片段。寫下遺書的受難者，有些人懷抱社會主義統一中國的理想，有些人渴望臺灣獨立建國；他們不但背景各異，理想不同，受難時間也相隔二十年，唯一的共同點就是反對國民黨的威權統治。
這些受難者留給家人的遺書中，有歉意，有期許，有思念，有祝福。而家人對他們的思念中，有痛苦，有埋怨，有遺憾，也有無奈。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若這些遺書在六十年前或是四十年前就送達家屬手中，這些思念中的痛苦埋怨或是遺憾無奈，是否會少一點，但是可以確知的是，許多家屬在離開這個世界前，始終未能得知親人最後的告別。連告別也不被允許的不義，應該留下紀錄，這是做為生者的我們，對於這些受難者，以及因他們的逝去而飽受痛苦磨難的家屬，少數能做的事。
這本書能出版，要感謝的人很多。要謝謝家屬願意與我們分享他們的經驗，謝謝曾麗香女士提供曾錦堂的書信與檔案原件給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使我們可以進行數位化保存；也要謝謝劉美蜺女士捐贈劉耀廷、施月霞的通信及文物。施月霞的日記是以日文手寫，若是沒有大元照子的謄打和林實芳的翻譯，我們將無從得知在那些備受煎熬的歲月中家屬的感受。曾錦堂和劉耀廷給家人的書信，雖然並非二○一一年後才歸還的遺書，但仍然是他們留給家人的最後話語。也要感謝陳儀深教授提供江炳興就學時的札記及日記影本，蔡寬裕前輩協助聯繫家屬受訪，以及兩位捐款支持本計畫的朋友。最後，要感謝也具備受難者家屬身分的作家季季女士，翻出手邊的資料，從歷史事實、錯字到文句邏輯，非常仔細地協助校訂書稿。沒有家屬與這些前輩及朋友的支持，我們即使連這少數能做的事，恐怕也無法完成。
自一九八七年解嚴以後，雖然政治菁英並未積極推動轉型正義，但是關於白色恐怖的歷史記憶持續在民間的努力下浮現。這些遲了四十到六十年的遺書，讓我們知道，以為已經過去的事，其實才剛開始，以為不存在的東西，其實一直都在。遺書終於送達，而臺灣社會對於這些遺書的記憶才正要開始。
＊作者為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長。本文為《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衛城出版）推荐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