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細看楊惠敏的文章，她沒有提出實質證據，證明是因為胡蝶向戴笠哭訴而導致她被扣查，判決書也沒有提及胡蝶行李被劫的事。楊惠敏只表示，由於每一次審訊，都問到她有沒有拿胡蝶的行李，她潛意識中，便認定胡蝶誣控她。
此外，從楊惠敏的文章及判決書，發現可能有其他原因，導致她被軍統扣查：
１．她往香港執行營救行動途中，認識了軍統的香港區通訊員趙樂天，即同案另一被告，楊惠敏在文章中承認，曾替趙樂天托運兩批西藥到內地，至於趙樂天賺了多少錢，她並不知道。最後趙樂天因未請准長假，擅自離職而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半。西藥是戰時軍需品，楊惠敏會否因涉及軍統人員違規轉售西藥而受查？
２．楊惠敏承認在香港一次有日方人員（楊指他們是潛伏在日軍的愛國分子）在場的飯聚中，談及美國軍機被國軍錯誤擊落。但她堅決否認提供敵人情報，只是在場的吳季玉先講起飛機的事情，她也接著說，她「說的時候，並沒有故意洩露軍事機密的意思。」即是楊惠敏當時確有談及軍機的事，會否因此涉嫌洩露軍情而受查？
另一方面，中共地下黨人黃慕蘭（原名黃定慧，1907－2017）2004年在北京出版自傳，在第20章談及1942年間，與原在上海任律師的丈夫陳志皋，在曲江為中共做地下工作，而陳志皋當時的公開身份，是國民政府領導的中央賑濟委員會主任，負責安排人員到香港營救重要人物及家屬逃返內地，楊惠敏便是受她指揮。
黃慕蘭指，在1942年初，曲江已有流言傳他丈夫浪費國家資產，招待過往的達官貴人。同年夏天，她秘密到過重慶紅岩八路軍辦事處會見周恩來。同年11月，胡蝶夫婦從香港到曲江後，指黃慕蘭夫婦包庇楊惠敏，要求他們為其行被劫賠償損失，但遭拒絕。黃慕蘭認為胡蝶其後到了重慶，便向戴笠投訴，令楊惠敏和黃慕蘭夫婦一起被捕扣查。但黃慕蘭亦指出，也可能因她和丈夫的地下工作，早已引起軍統的注意和忌恨，令楊惠敏一併受到牽連。黃慕蘭與丈夫被扣兩年多後，才獲有地位的朋友相助，保釋出獄。
此外，1942年在香港參加游擊隊工作的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隊長黃冠芳，晚年在訪談中，提到曾協助楊惠敏和胡蝶逃離香港的情況。他指游擊隊員先把胡蝶的一批行李送到船上，約定胡蝶某日到碼頭登船出發，但出發當天胡蝶沒有出現，等候期間，行李連船被巡查的日軍檢走。胡蝶第二天才到，稱是楊惠敏耽誤了她的出發時間。游擊隊認為楊惠敏這樣有可疑，之前還有人見到她與日方人員接觸。而楊惠敏到惠州後，則向國軍檢舉游擊隊員劫走胡蝶行李，雙方鬧得很不愉快。此說詳見廣東靑年運動史硏究委員會硏究室1987年出版的《回顧港九大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