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吳其昌還撰寫〈梁任公先生別錄拾遺〉、〈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記〉等文章，而這些文章為梁啟超真實身影留下了相當珍貴的史料。
1943年，重慶勝利出版社為發揚文化傳統、凝聚民族精神，組織編纂「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時，特邀吳其昌承擔《梁啓超》一書的撰著。因為吳其昌是梁啓超的高足，再加上他治學嚴謹，可說是不二的人選；而吳其昌既感師恩，又以民族文化建設為己任，慨然應允。他不顧自身病勢沉重，他在1944年1月20日給主編者潘公展、印維廉的信中寫道：「……其昌受命奮興，時病正烈，學校正課，至請長假，而猶日日扶病，搜集史料，規畫結構，創造體例，起打草稿，雖在發燒、吐血之日，亦幾未間斷，其事至苦，因之效能遲緩，屢誤交稿之期，甚用愧對諸公耳。近兩月來，幾於日夜趕撰此稿，朋友勸阻而不果。今幸不辱尊命，已將上冊三章五萬字完成，奉呈教正。其昌正因負責、確實、認真三義堅守不逾之故，乃至誤期；更因疾病纏綿，時撰時輟，甚望二公深切體諒。本書為其昌嘔血鏤心之著述。雖片言隻字，未敢稍苟，亦以聊報二公辱命之雅，並翼少酬先師任公知遇之厚也。」而在1944年1月30日，吳其昌在給侯堮的信中又說：「潘公展、印維廉二先生囑撰《梁啓超傳》，十二月中旬開始動筆，一口氣寫五萬字足，直至一月十九日，始告一段落，身體太弱，寫四五天必須睡息一天，辛苦！辛苦！」而這書稿完成之後的一個月，1944年2月23日，吳其昌因因肺癆咯血病逝，《梁啓超》是他的絕筆之作。該書雖只五萬多字，卻飽含深情地記述了梁啓超的一生及其政治、學術思想，其書的風格、體例和梁啓超寫的《李鴻章傳》類似，吳其昌也成為唯一一位為梁啓超立傳的弟子。北大教授夏曉虹說：「（吳其昌）將生命的最後時日奉獻給自己的導師，得學生如此，梁啓超應該很滿足了。」而吳其昌實踐了梁任公「國難當頭，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壇」之誓言。他的《梁啓超》亦因之以「半部梁傳」之名，譽滿天下。
吳其昌的《梁啓超》還有一特色，是很多歷史細節，他還可聽到傳主梁啓超的親自講述，例如戊戌死難中的譚嗣同他精忠壯烈的行為，尤為可泣鬼神，可風百世。吳其昌除了在傳中引述梁啟超所寫的〈譚嗣同傳〉之外，他還記述：「這壯烈史跡，民國十六年夏，梁先生親和其昌再講一遍，從黃昏直講到天亮。已經隔著三十五年了，梁先生還是老淚縱橫，其昌也不覺熱淚奪眶。」而同樣梁啟超的〈劉光第傳〉記劉光第父子殉國說：「君（劉）既就義，其嗣子赴市曹伏屍痛哭一日夜以死。」而吳其昌則補充說：「三十五年後梁先生親為其昌追述當時的情形說：『裴村（案：劉光第）臨刑，其嗣子不過十四歲或十六歲，倉促確知，別無法救；趕赴刑場向監斬官剛毅叩頭流血，請代父死，不允。既斬，抱其父頭而哭，立時嘔血，半夜而死。……』聞之酸鼻。」這些細節場景的描述，非得之當時親歷親聞者的口中，是無法詳述的，所以吳其昌的《梁啓超》某些部分還可稱為口述歷史，較之後來的人所寫的傳記更為珍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