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1873-1927）的規劃直接影響了整個二十世紀東亞這片土地的歷史走向。如果認為一九四九年以後種種災難的源頭在於「某種體制的錯」，只是一般水準的歷史理解力；如果認為源頭在於「國民革命」，你的方向沒錯。然而，後來發生的一切，只有一個源頭，就是「中國」這個概念的建構。
梁啟超和中國幾乎就是一回事，因為「中國」這個概念就是他創造的，創造者和創造物的命運始終難解難分【註1】。他也是中國現代史學傳統的真正創始人，是此後所有歷史發明家的鼻祖和佼佼者。他通過發明歷史，成功地改變了未來。他的發明極其成功，以至於後來者不敢推翻他，不是因為技術上做不到，而是因為害怕把自己的立足點一起推翻了，就像你不敢坐在樹枝上砍樹一樣。
梁啟超在〈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中發明了四大文明古國【註2】，在〈新中國未來記〉中發明了新中國。此文作於一九零二年，預言六十年後即一九六二年「新中國」達到壯盛繁榮。他決定中國應該跟英國或法國平行，不應該跟歐洲平行。他發明，或者不如說翻譯引進了國民、公德、主觀、客觀、帝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概念。胡適號稱播種者，其實等他登場時，可以播種的場地幾乎都被梁啟超播過了。在框架確定的情況下，無論支持還是反對，都會加強原有的框架。只有跳出原有的框架，才能起到真正的反對效果，但這一點很少有人做到，甚至想都想不到。
這種狀況不是梁啟超有意設計的，他其實是同時代人當中最缺乏導師欲和領袖欲的角色。他隨手播種，不大考慮成活率，技術上非常不規範，更沒有前後連貫形成思想體系的計劃，甚至自己的理解都非常膚淺，所謂「未能成佛先來渡人」，然而無心插柳的效果，卻超過了有心栽花的康有為和嚴復。他飛速追逐西方和日本的最新思想，猶如女人追逐巴黎時裝。新衣還沒有習慣，就束之高閣，趕緊搶購巴黎名媛的下一波發明。因此，他的思想是一大堆碎片的集合，彼此沒有明顯的邏輯聯繫，任何人都可以各取所需。他做了雜家，就做不了專家；做了廣博教化主，就做不了一派的宗師。這是個求仁得仁的問題，反正他已經滿足了自己的興趣。而梁啟超除了興趣以外，就沒有別的了。如果有人責問他的蕪雜和矛盾，正確的答案就是：他本來就只負責臨時介紹，其他問題都沒有想過。
戊戌變法是梁啟超發明歷史的第一次成就，迫使真實世界從原有的軌道上跳到他想像和希望的軌道上【註3】。從朝廷的角度講，戊戌變法跟康、梁幾乎沒有什麼關係。皇帝在太后留下的班底之外，另外組織了一個非正規的祕書團體，經常繞過軍機處和大臣，通過這些祕書發號施令。從王朝政治的角度看，這種做法跟后妃、外戚、太監專政一樣糟糕，代表內廷侵奪外朝的權力，但幾乎所有強勢的皇帝都這樣做，構成了政體演變的主要動力。光武帝用中書做祕書，繞過三公。雍正帝用軍機做祕書，繞過大學士。最後內廷祕書變成宰相，原來的宰相變成榮譽職位。權力轉移自然會引起衝突，皇帝必須對失敗者的反撲有所準備。光緒的問題就是未能阻止反動派（中性詞）和太后結合，結果把自己搞垮了。反動派有些是為了反對改革，有些是害怕失去權力，但也有些是出於護憲的理由，不高興祕書的非正規權力侵奪大臣的正規權力。根據儒家的憲法理論，前兩者可能是小人，最後一種人肯定是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