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顧汝德的分析，香港新貧階層的產生，來自於政府三方面的政策失誤。
第一，政府一直固守新自由主義的剩餘福利觀念，強調「大社會、小政府」，但同時又不清楚界定「大社會」的社會福利觀，過度迷信私有化，寄希望於將公共服務外判以改善服務質素。在過去的15至20年間，香港政府取消了很多以前免費提供或高額補貼的公共服務專案，轉之依賴於市場力量，尋求私營企業接管。在港府看來，經過市場調節的私有企業，可以更加靈活有效且付出較小的成本運作公共服務。但結果卻恰恰相反，政府採納商界的思維模式發展社會福利，不僅促使政商關係過於緊密乃至形成利益同謀，也同時導致公正、公平、公義的社會價值體系被強調競爭、效率、產能和利潤優先的市場標準所取代。這裡，顧汝德引用美國經濟學家Robert Heilborner的論述，明確指出:「在經濟活動由市場統治的社會裡，社會/政府成為富人殷勤的僕人，而在窮人的需求面前卻淪為旁觀的聾子。」
譬如在住房政策上，香港政府與地產寡頭的關係十分緊密，不僅房屋政策向地產商傾斜，而且主動把土地控制權讓給地產界。顧汝德指出，港府房屋政策制定的最大失誤，不是將住房界定為市民對家的需求，而是將房屋看作資本市場的財富、價值和價格。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董建華政府的八萬五建屋計畫及其後續影響。1997年，特首董建華提出每年供應不少於85,000個住宅單位，説明居民完成安居的心願，但伴隨著金融風暴的衝擊，香港樓價一落千丈。之後香港政府停止原有的政府公屋專案，政府決定除了向非常有需要的居民提供居所以外，將停止供應新屋，公屋建設應該由私營開發商承擔，因為私營開發商能夠更加高效地完成這一任務。此後，新公屋供應減少了60%。在1998年時，香港擁有約30,000套新建公屋單元；而到2011年時，這個數量降到了11,000套。反之，私營公屋的價格上升了近60%（頁37-38，90-91）。另一個案例是2000年時，政府宣稱擁有1000幅土地庫存，可以用來興建730,000套公屋。地產商遊說政府變賣其中的38幅土地以做私營房屋發展，這些地皮可以為政府帶來468.3億港元的財政收入，相當於當年財政預算盈餘的27%。政府也相信私人市場才是處理住屋需要的理想力量。其結果，不受控制的私人市場，造就大量難以負擔高額樓價和租金的家庭（頁96-97）。
第二，雖然香港經濟保持繁榮，但是政府卻不願意在社會服務專案上主動進行投資。政府官員長期以來都固執地認為，增加社會服務開支的舉措將不利於香港經濟的增長。換言之，在貧困階層身上花錢是一種對於經濟發展無法帶來增益的資源浪費。而引進私營資本，可以增加消費者選擇，就好比遊客可選擇三星級或者五星級酒店那樣，所以私人市場而非政府會更好的提供更經濟有效的公共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