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〇年，還在唸大學，為探尋更多北韓內情，我隻身前往首爾，就帶了個簡陋的手持攝影機和腳架，約訪了一位又一位脫北者。那時，有關北韓的英文著作或資料相當匱乏，更別說是華文了。我很渴望從那些越過圖們江、幾經顛簸、輾轉來到南韓的「新住民」身上，獲知更多有關那神祕國度發生的事。
這當中，大多是因生活困頓而選擇離開；也有原本居住在平壤，因家人觸犯到黨被整肅，而被流放到邊疆地區的，也有在軍隊中，對體制失望，選擇逃離。如同拼圖般，我想藉他們的故事，一一還原出北韓樣貌。這也是目前，包括南韓情治單位在內，獲取並整理出北韓發展的常規方法。
對親歷一九九〇年代中期，稱為「苦難行軍」的大饑荒——他們的敘述相當類似——共產體系下的配給再也等不到；沒東西吃，班上同學越來越少，最後連老師也死去。國際援助從未送達百姓手中，倒是在黑市能目擊到印有英文機關符號的物資袋，吃活人的傳聞甚囂村內。大家每天想著如何活下去，如何養活家人。
交通、經濟、教育等系統全面癱瘓，越來越多人跨境前往中國，在毫無身分、可能隨時被拘捕遣返受酷刑的情況下，打工、結婚，或來到南韓，再賺錢匯回北韓親友。外部世界對這封閉疆域所知甚微；大量餓死曝光，已距事發當下過了一段時間，才有人開始預測北韓不久將崩潰，但最後，這國家撐了過來。
除文攻武嚇外，我仍能從脫北者出身的專門記者及日本同業中，得知近來發生的變化：那裡仍受嚴格管制和封鎖，但首善之都與國家的展示櫥窗——平壤，計程車、陳置琳琅滿目貨品的商場、西餐廳與大型娛樂設施接連出現，民眾穿著時髦，人手一支行動電話……資本主義的元素正流入這封閉的國境。
更有脫北者朋友當著我的面，撥打手機給北韓的親人——儘管這可能為自己招惹麻煩——他們在電話裡說知道台灣，講述著北韓子女的生活，最近私下偷看什麼韓劇，米價波動，要不要透過掮客把孩子送來南韓。在高壓與政治意識形態注入的封閉國境內，電話那頭聊的每件事，似乎都在與既有的迂腐制度對抗。
至今，我面會逾百位脫北者，整理出若干他們的故事，拍成帶子，寫成報導，也在學校放給韓文系學生看；但我發現，自己獲得的拼圖不過是數萬個中的十多個；而以記者的角色觀察北韓，並看著世人如何面對北韓，我越來越覺得宛如盲人摸象——每個人好不容易得到一些片段，就以為這是北韓的全貌。
大學畢業後，我成為正式定居南韓採訪的記者，處理北韓新聞也碰到困擾：海外媒體或社會輿論對北韓的情報如飢如渴的當下，南韓成為蒐羅與發送相關新聞與評論的陣地。但或許是「當局者迷」，南韓面對北韓，流於兩個極端情緒，導致相關內容就像被加入太多調味料，我們因而真實面貌漸行漸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