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遠山看來，一八六八年一月政變之後，新政權便採取了把統治階級的各方面因素盡可能廣泛包容進來的措施。然而，隨著政府軍事地位的強化，它的人員構成變得更加單純統一，行動變得更加不妥協。面對封建分離主義（feudal separatism）捲土重來的勢頭，面對農民起義再度興起，新政府於一八七一年斷然廢藩，這事實上構成了二次政變。它為一系列改革鋪平了道路，這些改革不但旨在增強日本抵禦西方的力量，而且旨在使明治領導集團得以從對明治前社會結構的依賴中解放出來。它們包括：土地稅改革─給予國家可靠的財政收入，並確認其地主同盟在鄉村的地位；徵兵制─為國家提供一個鎮壓騷亂的手段，而且同時讓民眾感到有機會參與國事；教育改革─使得灌輸正確的公民道德和培養科學技術能力成為可能。這些改革導致的結果，是一個由官僚寡頭掌權，且在本質上無需與其他力量分享權力也能夠推進現代化甚至是經濟增長的國家。
遠山的觀點對後來的學者，包括和他觀點有分歧的人，都有深遠的影響。他關於天保改革的某些觀點已被證明至少是過於簡單化了。關於地主的進一步研究揭示出其經濟和政治影響的性質和程度，存在著很大的區域差異。
事實證明，「尊王攘夷」和「倒幕」之間的關係，已被確立遠比遠山所論要複雜得多。儘管如此，在左派歷史學家看來，遠山研究的基本觀點完全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然而，有一些學者堅決反對遠山的觀點。隨著日本擺脫戰後的長期蕭條，進入一個更富足和自信的時期，這些人的呼聲日益高漲起來。在他們之中很有聲望的是坂田吉雄，其作品的特徵是細節精準、忠於原文，而不偏好構建理論。坂田更大程度地從反抗幕府和排外的感情角度，而非社會變革的角度，追尋明治維新的起源。他強調左右天寶年間（以及之後）改革者行為的，是一種防範預期將要來臨的外來侵略的願望。他還強調對幕府的抨擊來自那些譴責幕府沒有能力使國家強大從而實現保衛國家目標的人們。
正是出於這個理由，幕府的抨擊者尋求一種新的政治體制。坂田認為，這些人許多（如果不是大多數的話）來自下級武士並不奇怪，因為下級武士占武士階級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農村精英儘管在維新運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他們並非作為農村精英，而是作為準武士、學徒劍客和持不同政見的知識份子參與運動。社會經濟因素也不是明治政策的主要決定因素。在坂田看來，一八六八年之後成立的官僚政治國家，其實是政治妥協而非社會壓力的產物。它的產生，是因為需要避免出現一個由薩摩或長州領導的新幕府；或者，是為了避免出現必然是無效率的封建藩國集合體。這個國家在其早期發起的一系列影響深遠的社會改革，代表了一群接受過西方教育的現代化推進者對一套已廣為接受的觀念的成功運作；在這套觀念中最重要的是國家必須強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