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為崛起中的亞洲大國，印度與中國有很多可以互相比對的社會議題。《三個傻瓜》中對大學功利化、學生人生選擇受限描繪深刻，《我和我的冠軍女兒》講述嚴父以強迫手段將女兒培養成摔跤選手，針對男性主導家庭、女性社會地位、國家體育體制機械化等議題，這些都是中國觀眾容易代入的題材。
任其然向BBC中文分析指出，中印兩國在人口、經濟發展上相似，中國一直視印度為重要競爭對手，但同時又認為印度整體水平不如中國，對印度抱輕蔑態度 ── 正因為這種心態，看到阿米爾汗的電影反映的現實竟然跟自己的生活很相似的時候，中國觀眾便會想：「為甚麼中國沒有這種電影？」
阿米爾·汗曾到訪中國探望大熊貓。
中國能不能出一個阿米爾汗？
《我和我的冠軍女兒》、《隱藏的大明星》爆紅，中國輿論熱議一個問題：為甚麼中國出不了阿米爾汗？
譚以諾說，近年印度電影受到國際注目，而中國電影未能達到同樣成績，與兩地電影業界取向不同有關。「好萊塢較愛吸收一些他們本身沒有的敘事、拍攝元素，來豐富自己的電影。但中國近年一直在參考好萊塢的制式，所以難以向國際輸出自己的元素。」
他又指出，中國較受歡迎的「愛國」電影，事實上很難跨過民族邊界，為其他文化的觀眾所接受。
阿米爾汗到四川成都學打青城太極拳。
事實上，中國不乏探討社會議題的電影，但很少以幽默諷刺的形式去表達。
譚以諾指在大陸，不觸碰嚴肅主題的娛樂、商業片，與探討社會問題的嚴肅電影，基本上無法混和：前者可以通過審查，後者則注定處於體制以外。
他以去年在境外備受讚譽的《嘉年華》為例：「一旦決定不在制度內玩，就不會只滿足於談家庭倫理，會針對權力關係、社會面向、官商貪腐等社會結構性、中國制度的大問題。」
「中國就是有一條這樣嚴格的線，把兩種電影分得很開。」
任其然亦認為，以娛樂方式來處理中國社會問題，這樣的電影手法在中國的成效始終存疑：「可能恰恰因為阿米爾汗的電影在講外國的故事，但又跟我們很像，旁敲側擊去面對我們的問題，這樣的形式反而更吸引中國觀眾。」
任其然說，討論「中國能不能出一個阿米爾汗」，實際模糊了一些重點。我們首先要問，阿米爾汗有多大反映了印度文化，以及印度今時今日的實況？
阿米爾汗鏡頭中的印度有多真實？
西方媒體傾向歌頌這位印度電影人的貢獻，例如美國《時代》雜誌，曾把阿米爾汗列作全球100位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並問：「他能改變這個國家嗎？」
在國際社會上，阿米爾汗被譽為「印度良心」，但在國內卻是備受爭議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