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期間，電視上重播了《KANO》，讓我們得以再次審視這部電影，及其所引起之爭論。
如果說《KANO》一片要傳達的核心精神是：和解、融合，以及台灣人在逆境中團結一致刻苦奮鬥。那麼這部片在台灣社會引發的討論，很遺憾地，卻多與這個精神背道而馳。
《KANO》激起的正反論戰幾乎在一瞬間便上綱上線，有些人只看過預告片就上街舉牌抨擊該片「媚日」、「皇民史觀」，此舉當然也立即刺激出另外一種強烈的情緒反應，一時混戰不休。
有人說，這不過就是一部電影，何必認真？然而「觀看KANO、爭議KANO」的社會意義在於，這顯示儘管經過二十多年的本土化浪潮和兩次政黨輪替，「認同問題」依然是台灣最敏感的一條神經，稍加觸碰便會令人倏地彈起。
就電影論電影，本片主題是台灣人熱愛的棒球，有運動勵志片的熱血激情、時代場景詳實重現、表演自然流暢……影片本身完成度甚高，是成功的商業片。然而在賣座之外，能夠牽動觀眾深層情感，就不光是這些因素所能構成。
回顧近三十年來的「台灣意識」，乃至於「台灣國族敘事」的形塑，曾經以訴諸悲情和指控威權邪惡為主軸。最初固然能夠凝聚同仇敵愾之情，然而隨著時代演進，台灣民主化的程度以及社會對於台灣主體性的共識早已不可同日而語，悲情與控訴能夠用力的空間也大為縮減，甚至與現實逐漸脫節。近年來，國人對標舉「台灣之光」不遺餘力，其實是這種認同情緒的轉化表現。表面上脫卻悲情，背後仍是一種身分曖昧未明、未敢千山獨行的空虛。
《KANO》的出現，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認同視野，一種光明正面的台灣意識表述，簡而言之，是「歷史上的台灣之光」。人們重新認識到，熱愛本土不再必須如此苦澀難吞，而是明亮、熱血、激動人心的。這正是當前台灣集體心理所需──儘管內外局勢困難重重，依然渴望被看見、被稱許、被尊敬。大家融合一堂，毫無芥蒂地為共同的目標奮鬥、打拚，並且獲致美好的成果，這是多麼動人的故事，而且是「我們的」真實故事。
是，電影很美好，確實是一個純粹的熱血棒球故事。然而跳脫電影之外，一九三○年代的台灣真的有那麼美好嗎？
且從三件事情來看：
首先，嘉農初次進軍甲子園並且一舉奪得準優勝，是在一九三一年。然而慘絕人寰的霧社事件就剛剛發生在這前一年，不僅震驚世界，也動搖了日本穩固統治台灣的假象。因此嘉農「三民族融合」美談的適時出現，背後有官方引為治台、理蕃樣板的政治現實需求。
二者，為什麼是嘉義農林這個學校出現了三民族融合的佳話，而不是其他的學校？答案就在這個「農」字。一九三○年代台灣人受教育的普及率並不高，同時日本政府引導台籍學生就讀農、醫、師範等提供技術服務的學科，限制台人學習文、法、哲學和政治等具有思想啟蒙性質的學科，以利其統治。因此嘉義農林的學生組成才會以漢人與原住民為主。相對地，一般高校（如電影中出現的嘉中）則多為日本人學生。歷史上，嘉農和嘉中的競爭也帶有階級和民族歧視因素。電影中表現的平等、無歧視之可貴，其實正反映出現實中普遍存在的不平等與歧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