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一九三一除了是嘉農大放異彩的年份，也是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年。日軍佔領瀋陽，為日人所謂「十五年戰爭」揭開序幕，台灣人也不可避免地被這漫長的戰爭所席捲，為之戰鬥、犧牲。片中重要事件嘉南大圳之完成，固然是對台灣的巨大貢獻，亦不能不放在「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國家戰略，以及帝國的軍事擴張脈絡下來思考。
其實拍攝過《賽德克‧巴萊》的魏德聖和馬志翔，對這些大背景絕不陌生。《KANO》片頭描繪的戰時情景，以及片尾字幕說明部分嘉農球員戰死沙場，即充分表現了這一點。但是日本政府及日本人貫穿全片的純然正面形象，以及片尾「回到故鄉會看到甚麼？那將是一片無盡的金黃色稻穗！」之結論，未免過於「平行時空」了一點。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野球」與「甲子園大會」在日本的近代史上，本來就充滿了武士道和強化殖民地效忠的色彩。
謝仕淵《國球誕生前記──日治時期台灣棒球史》一書對此有十分詳盡的研究討論。該書指出，棒球傳入日本之初，曾有「野球毒害論」，認為打球影響學生課業、遠征浪費時間金錢，過度追求勝負有傷公德等等。與此相對，支持棒球的人士則以「武士道野球」論述反擊。一九一五年，第一回甲子園大會（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舉行時，主辦單位大阪朝日新聞社便強調：「本大會不是職業化的美國野球的翻版，是以武士道精神為基調的日本野球」。大會採取一敗淘汰的優勝至上原則，強調獻身團體的犧牲敢鬥精神，以及「盡忠報國等愛國精神的淵源」。球員並在列隊行禮、尊敬球場和球具等儀式性的細節中，潛移默化地接受武士道之薰陶。
一九二三年台灣首次派出代表隊參加甲子園大會，曾任體育協會野球部幹事的速水和彥（台鐵台北機廠之父）便直率地指出：「……所有帝國版圖內的地方都有代表參加，唯有台灣沒有與會，因此台灣參加比賽，具有網羅帝國版圖各地方球隊參加的重要意義。」
邁向甲子園，是一種前往帝國中心的朝聖之旅。嘉農的甲子園傳奇，揉合著台灣人在被殖民統治的現實下，力圖打破歧視、獲得殖民母國肯定的複雜心境。譬如當時台灣人所辦的《台灣新民報》，就稱此前以日本人為主的台灣代表隊「並不能說真正的台灣代表」，而「嘉農才是真正的代表選手團」。這份標榜「台灣人唯一之言論機構」對嘉農的讚揚，是基於台灣人能夠跳脫現實不公處境，在運動場上和日本人以平等身分共同出賽，乃至於以球技勝過日本人的微妙心態。
在此不由得想起宮崎駿的《風起》。這部動畫電影描繪零式戰鬥機設計者堀越二郎的故事，遭到韓國媒體批評：「美化為戰爭服務的人。」同時片中對戰時特務大肆搜捕自由派人士的劇情，又引來日本國內右派的攻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