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寫出了中國版的《1984》
《秧歌》寫了兩個並行的故事，一個是1951年底上海近郊農民月香一家在新年前夕的悲慘遭遇。土改的結果是農民鬥倒了地主，卻遭到政權更嚴重的盤剝，富庶江南成為飢餓之地。飢餓的農民發出抗議的聲音，上級派兵鎮壓。月香的兒子被踩死，丈夫受傷身亡，絕望中放火燒掉糧倉，自己也葬身烈焰。
另一個故事是講電影編劇顧岡被安排下鄉體驗生活，寫一個關於土改的電影。他看見的是鄉民飢腸轆轆，自己也親歷了飢餓的痛苦，但是他仍然迎合上級要求把痛苦寫成了歡樂，把農民群體抗議政府寫成了他們反抗地主壓迫，還把月香縱火自焚寫成農民對國民黨的憤怒。
也就是說，《秧歌》不僅講述了一個政權制造的飢餓和迫害等人權災難，還揭露了這個政權怎樣看待底層的苦難，怎樣留下「正確的集體記憶」。毫無疑問，張愛玲寫出了中國版的《1984》。
鼓樂聲一直響到今天
張愛玲在小說中講述了飢餓的感受：「心頭有一種沉悶的空虛，不斷地咬齧著他，鈍刀鈍鋸磨著他。那種痛苦是介於牙痛與傷心之間，使他眼睛裡望出去，一切都成為夢境一樣地虛幻……」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再次看到類似的飢餓記憶，要等到三十年之後張賢亮、余華、莫言等人的作品問世。
更重要的是，張愛玲寫道，飢餓是不能講出來的。「報紙上是從來沒有提過一個字，說這一帶地方──或是國內任何地方──發生了飢餓」，「說鄉下人都在餓肚子，這話是對誰也不能提起的，除非他不怕被公安局當作‘國特造謠’給逮了去」。
不僅如此，下鄉體驗生活的人還要說自己長胖了，「去了那麼一趟，把他們多年的老胃病都治好了」。如果你長瘦了，也沒治好什麼病，那是因為你思想沒搞通，是落後分子。
張愛玲恍然穿越到了當下——在她的筆下， 「農民對於『大鍋飯』這樣東西一向感至恐怖，然而現在大家飢餓到一個地步，竟由恐懼一變而為憧憬了，因為在他們的想像中，這可能是一種政府救濟的方式」。
新年到了，農民被組織起來。他們餓著肚子，跳著秧歌。「嗆嗆淒嗆嗆！嗆嗆淒嗆嗆！」——小說結束了，但鼓樂聲顯然一直響到今天。
「沒有任何逃離的喜悅，心中滿是苦澀。走在空無一人的街上，無比淒涼。上海，我深深愛著的故鄉啊，你又何以至此。蚍蜉無力，在更嚴厲的靜默前，幸運的拿到了路條，我偷偷的開車+共享單車+走路去機場，連滾帶爬的離開了上海。」這是一位叫「豬三蛙@hdjsksnsbdnsjs」的推特網友兩天前分享的逃離經歷。
＊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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