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背景下，過去兩周北京大學生的異動自然被外界賦予了許多想象。他們是在接續三十三年前學生運動的薪火，還是一次無意識的集體行動，自然引發強烈關注。事實上，北京高層對京津大學生的抗爭也是高度敏感，尤其在每年「64」紀念日到來之前，更如驚弓之鳥，擔心北京大學生的不滿可能引發更大規模、或者不可測的抗議運動，不僅讓「動態清零」在政治上破產，而且可能波及今年秋天的二十大。因此，才有北京高校一改過去幾月的校園封閉，在最近幾天紛紛「清校」，力爭將學生們在紀念日來臨前趕出校園。
在這個意義上，過去兩周北京大學生們自發的抗議和集結，像是給堰塞湖一般的輿情大壩捅了一個窟窿，一個看似堅硬牢固的管控體制和堅持清零的政策決心，在高度緊繃的「二十大安保」行動來臨之際逐漸崩解，終至一發不可收拾。其對北京政權的動搖和分裂，固然在規模和烈度上無法與三十三年前的大規模學生民主運動相提並論，卻同樣暴露了當下一個十分接近極權主義政體的阿吉里斯之踵。
觀察北京幾家高校的學生抗議現場，或許能夠發現，京津幾所高校的抗議，從北大、北師大到政法大學和天大，行動和訴求都相當溫和，僅僅以聚集的方式要求擴大校園裡的生活自由和返鄉自由，也僅僅是在校園半封閉兩年多、特別是今年初春季學期的全封閉狀態下的第一次、或許也是最後一次的抗議。北京當局幾乎難以招架，所能做的不過是6月3日之前火速打發學生們離校、回鄉，將所謂「不安定因素」的風險降到最低水平，也根本動搖了官僚集團對「堅持動態清零」的信心。
「新冠三屆」和馴化的大多數
盡管這些北京大學生的輕微抗議，相對所有外省大學生們來說，已經算是極其勇敢地邁出了聚集抗議的一小步。那些京津之外的大學生，包括上海的，可能更能代表這一代學生的精神。他們無比的懦弱和馴服，服從於校方越來越緊、越來越近乎羞辱式、集中營式的校園管控，忍受著生活不便、與社會隔離、也與同學半隔離甚至互相監視的狀態，不敢逾越半步。無他，只因為過去十數年馴化教育的成功，和威權主義家庭和學校教育制度的高壓，以及就業市場（特別是公務員考試）對政治審查的要求。而且，他們將以前所未有逾千萬的規模即將投入一個已經急劇萎縮、面臨蕭條的就業市場。
因是之故，這一代的大學生堪稱「新冠三屆」。與小資產階級、底層民眾、老年人等群體一道，他們淪為新冠疫情的最大受害者。相比之下，只有北京精英大學的學生們略為超脫。尤其是文科發達的北大、北師大和法大校內，在過去幾個月和過去兩年的半封閉中，頗有一批學生以校園為Fiesole，即1348年黑死病當中薄伽丘筆下《十日談》的背景，在目睹和反思疫情期間種種怪現狀的同時，開始了一個過去二十年少有的哲學時刻，如維特根斯坦對哲學的定義，以思考和會談向語言迷霧下的荒誕現實展開戰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