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外局勢變化的背景之下，中國政治高層圍繞是否繼續堅持「動態清零」的爭論終於公開化。而在六四臨近之際，京津兩地大學生的舉動更被外界賦予許多想象。
進入2022年的春夏之交，歷史似乎正在進入一種另類的輪迴。三十三年前，北京的僵化體制和政治老人以相當於1968年蘇聯出兵干預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化的規模和模式鎮壓了北京的大學生運動，然後面對政治的失敗不得不以開放市場經濟和暫時的政治妥協延續著政權。而在2022年，北京再一次面臨著類似的政治失敗。
外界大概很難想象，五月五日中共政治局會議上習近平關於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的講話言猶在耳，五月二十五日，上周三的下午，李克強總理召開了一個全國十萬行政干部的電視會議後，堅持了兩年近半的「動態清零」政策隨即土崩瓦解。這標志著中國過去十年以「治國理政」為口號的治理政治的失敗。
這一周，國務院下屬的醫保局拒絕為國民核酸普測買單，各地方的常態化核酸政策如同釜底抽薪一般；從天津到上海，地方政府口風大變，強調復工復產，拆除街壘和隔離設施，甚至撇清封城責任，試圖在五月三十一日之前如同清零一般清除所有清零痕跡。仿佛文革初期的高潮結束，中國政治又回到了「抓革命促生產」的調整期。
不過，李克強政府調整政策的背後，固然是看到了經濟大蕭條的來臨，也看到了人心思變。對動態清零政策下不正常的生活，人民已經難以忍受，當下的中國輿情就像一個堰塞湖，尤以上海和丹東為代表。封城兩月的上海，民怨之廣、之深大概是1950年代初「三反」運動之後從未有過的。甚至，上海市民的絕望情緒，已經波及上海的外國人、外資企業和外國資本的信心與安全感，他們正在變身「上海難民」紛紛逃離上海，上海封城的極端模式也成為過去兩個月裡中國社會輿情的焦點。
在丹東，這個昔日東北最早現代化的都市（安東），不同於被嚴格控制、噤聲的東北、華北和雲南各地，居然罕見地不斷流出封城下的衝突視頻，有警民之間、民眾之間的衝突，在在顯示人民對動態清零的忍受已經達到極限。
抗疫策略與政治路線
重要的，丹東以外的人民更關心一江之隔的朝鮮，封鎖模式下突然爆發疫情卻也沉著應對，與中國在鴨綠江畔和社交媒體上對朝鮮舉措的嚴防死守形成鮮明對比。在國際社會結束疫情狀態恢復正常之際，中國依靠警察和宣傳兩大暴力機器進行清零的政策也面臨著「盡銳出戰」、難以為繼的窘境。在烏克蘭戰爭的衝擊下，面臨經濟急速滑坡，中國越來越陷入內外交困、閉關鎖國的孤立陷阱，從今年二月冬奧會開幕以來，中國政治高層圍繞是否繼續堅持「動態清零」的爭論終於公開化，兩種應對疫情的政策路線差異最終上升為兩條政治路線之間的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