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展開一場「遏制與反遏制」的鬥爭中，雙方關係不可能建立任何互信。王緝思在會中特別強調，盡快恢復雙方人員往來的重要性。不可否認，中美戰略競爭已影響雙方民間的正常交流，甚至升高到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筆下的「文明衝突論」。而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全球化」，反而拉大了國與國、人與人的距離，使得中美互疑的程度愈積愈深。
研討會對台灣著墨不多，或許因為季辛吉對當年「出賣」台灣的舉動有「難言之隱」，對拜登政府把台灣問題擺在中美關係的重要位置，深表「不以為然」。在拜登最近發表防衛台灣的談話後不久，季辛吉上月23日透過視訊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演說時表示，華府和北京應試圖避免將台灣置於美中緊張關係的中心。
季辛吉對台灣問題本就興趣缺缺。根據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唐耐心（Nancy Tucker）在其專著中的描述，季辛吉是在1968年擔任有意參選總統的洛克斐勒（Nelson Rockefeller）的外交政策顧問時，才開始接觸中國問題。唐耐心認為季表現出來的是「好奇心不大、專才經驗也有限。」
參與這次研討會的中美人士，對於當年季辛吉在中美關係正常化扮演的「推手」角色，頗多溢美之詞；但聽在多數台灣人的耳裡，卻有截然不同的感觸。如唐耐心在其書中所說，季辛吉看重的是中美關係對前蘇聯產生相當大的戰略槓桿作用。唐耐心認為：「季辛吉在如此重要的戰略角力中賦予北京此一主角地位，把台灣貶為無足輕重、至多只不過是國內政治的俎上肉。」
季辛吉於2021年4月30日出席全球問題論壇時曾警告：「中美緊張關係一旦爆發全面衝突，恐致人類面臨世界末日。」中美交惡使台灣成為「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季辛吉想避開台灣問題對中美關係爆炸性的影響，但無法排除中美戰略競爭有掉進「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可能。
前述大陸智庫的研究報告，曾提出未來中美博弈呈現高、中、低烈度的三種可能性：一是高烈度博弈，即中美走向全面軍事對抗；二是中烈度博弈，即逐步走向中美全面脫鉤；三是低烈度博弈，即中美緊張關係成為常態。
無論出現那種可能性，面對世界百年未有的大變局，季辛吉縱有老驥伏櫪之志，恐亦無力讓中美關係回到從前。美國冷戰時期採取遏制蘇聯的戰略，收到相當的效果；但今天的中共已非當年的蘇聯，今日的中俄關係亦非當年的中蘇關係。季辛吉此時若想運用當年的權力政治，搞「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把戲，恐怕也是時不我與，會落至「偷雞不著蝕把米」的下場。
＊作者為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本文原刊《美麗島電子報》，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