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納．雷根(Ronald Reagan)、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與海爾麥柯爾(Helmet Kohl)等一九八○年代領導人，也都曾開創冷戰取勝新戰略，各領一代風騷。二戰戰後，日本的大戰略推手是首相吉田茂與他的吉田主義：儘量降低地緣政治風險、依賴美國提供安保、全力投入經濟以追求自主與自由。安倍從二○一二到二○二○年推動的日本轉型大戰略，影響之深遠與之前眾多例證相比毫無遜色。它標示吉田主義的結束，與日本一個國策新紀元的展開。
安倍在二○一二年重掌政權時面對的核心挑戰，是如何因應習近平治下中國的全力爭取區域霸權。事實上，安倍之所以能東山再起，主要正是因為中國加劇對日本威懾引起日本民眾擔憂，此外許多自民黨領導人也認為只有安倍具有足夠經驗與智慧，能夠重振日本在亞洲的地位、挽回美國信心，以對抗中國的步步進逼。
多年來，國際關係學者一直假定，處於這種敵我權勢消長環境中，像日本這樣的國家有三大類選項：他們可以攀附新興強權；他們可以營造外在均勢、建立聯盟，以重建有利的權力均勢；或者他們也可以營造內在均勢，盡可能擴大本身的相對軍事、經濟或其他國力。
安倍在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宣示日本「不會淪為二流強國，現在不會，將來也永遠不會」，表明日本不會採取攀附中國的選項。事實上，自日本開國天皇自稱天照大神後裔、擁有跟中國帝王譜系同樣悠久的神代傳承以來，一千三百年間，日本始終沒有接受中國霸權。安倍運用他破天荒、超過七年的首相任期推動外在與內在均勢戰略，重建更有利的對華情勢。就外在均勢而言，安倍打破日本多年來一直信守的集體自衛禁忌，讓日本可以就超越日本本土防禦以外的任務，與美國以及澳洲這類安全夥伴進行緊密的聯合規劃與軍事行動。他宣布推動「自由開放的印太」(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FOIP)戰略，加強日本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外交、軍事能力構築、與基礎設施金援活動，以對抗中國在亞洲稱霸的野心。
二○一七年，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政府在為它尚未定案的亞洲政策尋找架構與名號時，借用了FOIP，據為己有—四年後，喬．拜登(Joe Biden)政府也如法泡製—而澳洲與印度也遵從安倍早先的建議，與美國締約建立亞洲四大海洋民主國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擔憂中國擴張的歐洲國家也紛紛效尤，開始採取「印太」戰略做法。
不過，如果安倍的外在均勢作為以務實為本，它卻是具有濃厚國際主義色彩的作為。在安倍領導下，日本沒有想方設法將中國趕出區域合作，而是投入重大多邊貿易與外交協議，以強化能為中國未來行徑塑形的規則制定。舉例說，當川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時，日本挺身而出，完成這項協議，鞏固亞洲的全球貿易規範(希望美國終能重返協議)，同時還簽訂一項納入中國、稱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的區域內貿易協定。澳洲的「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因此在二○一九年一項對區域諸國國力與影響力的評估報告中達成結論說，日本已經脫穎而出，成為「亞洲自由秩序的領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