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戰後反戰綏靖主義文化之賜—幾十年來，日本政界與學界人士對「戰略」一詞避之惟恐不及，認為它軍國主義色彩過重—日本的故事尤其複雜。多年來，日本學者也注意到，日本戰前與戰後出現的官僚風氣，能讓國家決策方向因繁文縟節與派系鬥爭而模糊不清。
冷戰期間，國務卿喬治．舒茲(George Shultz)就曾發牢騷說，與日本打交道，你的「大戰略很快就會變成果醬」。
美國學者雖說見到日本戰略在冷戰過後逐漸具有競爭性，但他們一般強調的是經濟戰略或「技術國家主義」，主要目標在於挑戰美國的主導地位。不過，當日本經濟奇蹟於一九九○年代碰壁時，這派觀點逐漸失勢。
就在這個時空背景下，我提出日本的《勉為其難的現實主義》(Japan’s Reluctant Realism，二○○一年)，認為包裹在嚴密的戰後綏靖主義與民主爭議下的日本，仍是一個對國際系統權力、等級、與威望高度敏感的民族國家，也因此，為因應對中國權力均勢的變化，日本能有更主動的外交政策。
就某種方式而言，在「戰略」一詞之前加一個「大」字不無誇張之嫌，因為加上一個「大」字的用意，只是表示這項戰略的內容不限軍事手段、全面運用一切國家權力工具而已。毫無疑問，主要民主國不讓非民主國專美，也會因應國際系統結構性變化而採取變化。不過民主國的改變，往往是一種政治學者理查．貝茨(Richard Betts)所謂的「元過程」(metaprocess)：一種「將目標與手段有效聯結—儘管或許談不上高效—的過程」。
二十多年前，這種過程在日本展開，我當時稱它為「勉為其難的現實主義」。在自民黨與其對手民主黨政府執政期間，「元過程」以不同的方式加速進行。自民與民主兩黨黨內與黨際辯論很重要，戰後反戰聲浪也仍然大舉塑造、侷限了政府選項。
日本不像美國或英國一樣具備全套國家安全工具；現在不具備，短期內也不會具備。不過，針對不斷崛起的中國，日本的主動制衡戰略的全面性走勢已經很明顯。日本的「勉為其難」已經過去。日本的大戰略儘管仍有許多瑕疵，日本內部對於從科技脫鉤到人權等眾多議題也仍然爭議不休，但在印太地區對抗中國霸權野心的民主國陣營中，擁有最明確概念化、最有共識、最能落實大戰略的國家，大概非日本莫屬。當然，美國官員不時也會被日本特有的那套官僚政治與政治作秀搞得灰頭土臉—而且這種感覺往往是交互有之的。就以美國與英國的「特殊夥伴關係」來說，即使在關係最強的時代，美、英兩國之間這類官僚摩擦也層出不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