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的大戰略雖說並不迴避軍事手段，但對外交、經濟、與觀念思想工具的強調也不遑多讓。有關這一點的誤解，使許多人在安倍上台時紛紛提出警告，說日本將重返軍國主義老路。
但安倍用海洋與大世界作為戰略架構的做法已經生效：今天世人眼中的日本，不是一個歷史「否定主義」(revisionism，譯按：意指否定歷史事實，也稱為歷史修正主義)國家，而是極端重要的國際自由秩序保護者。
其次，從歷史角度對日本的海洋戰略進行反思，不難看出身為島國自然而然的優先選項。
我們今天一般認定，日本於一九三○至四○年代在亞洲大陸擴張利益線的做法，對於仰賴海洋的島國而言不僅風險過高，也是一項對國家資源分配的嚴重誤判。這種做法不僅不道德，就戰略而言也很愚蠢。對今天的日本而言，與其他海洋大國互通聲氣以強化全球商務標準、保護海上通道，是理所當然的走勢，安倍的傳承很可能因此持之久遠，其他主張聯中抗美的另類戰略也因此將乏人問津。美國、澳洲、與其他海洋民主國紛紛採取同樣做法、構築「印太」戰略的事實，會進一步強化這種架構的持續。所以說，早期海洋戰略的出現、瓦解、與戰後的逐步復甦，對安倍的日本外交政策轉型有重要的歷史助攻之效。
再談第三點。日本的海洋戰略架構一方面說明它何以能幫日本有效運用國力、投入海上通道與全球標準防禦，同時也為這項新戰略不斷出現的一些缺失提供了解釋。日本已經大體上放棄了塑造朝鮮半島地緣政治—而這正是山縣有朋提出的原始利益線的目標。我們將在下文中看到，僅根據歷史恩怨或國內政治，不能解釋日本對南韓政策何以出現自我挫敗式的轉向。從海權觀點來說，朝鮮半島顯然對日本大戰略至關重要。二○一七年的美國與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DPRK，北韓)危機讓日本提高警覺，但日本多年來一直沒有嘗試塑造朝鮮半島地緣政治—或許這是因為日本志在海權，將重心擺在海上所致。
歷史就這樣提供了關鍵時空背景，但這裡指的，不僅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那段歷史—政治學者喜歡用那段歷史與日本戰後的反戰綏靖主義作對比。隨著吉田主義為新的大戰略取代，與百年前相形之下，日本做出的選項好得太多。透過更加主動的海洋戰略架構，安倍想證明日本二十世紀早期的擴張是日本歷史上的反常，而不是常態。這套說詞不能為日本開脫一九三○與一九四○年代在亞洲各地犯下的罪行，但它經由地理角度，確實提供一個更長遠的歷史視野，幫我們了解日本決策人面對的一些揮之不去的誘因。基於這個理由，本書將就較廣的歷史背景，以日本在陷入軍國主義狂潮前所做選項為開端，逐一探討日本戰略的方方面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