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之所以認為安倍大戰略的大體輪廓能歷久不衰，另有一個日本地理與歷史方面的原因。面對險惡的新地緣政治環境，日本領導人為了競爭而被迫調整體制與外交政策戰略，這不是第一次。事實上，如果想找一種與吉田主義對比的戰略，你會發現日本在十九世紀的立場與今天的情勢若合符節。面對中國土崩瓦解的清帝國，以及俄羅斯與歐洲帝國主義強權窮凶極惡的擴張，明治政府的領導人山縣有朋在一八九○年宣稱，日本必須放大眼光，超越當下的領土防衛視野，思考該在何處劃出「利益線」以形塑外在環境，防阻對手控制進犯日本的關鍵通路。
歷史脈絡：日本國家利益線之定義
雖說安倍使用的字眼與山縣有朋當年所用的不一樣，根據安倍的新主動外交與國防政策，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日本也像當年一樣，搜尋著適當的「利益線」—但有一項非常重要的差異。山縣有朋的第一優先是建立一道海上緩衝區，然而他的利益線很快就劃在亞洲大陸上，以主控朝鮮半島為開端，然後往滿洲與中國延伸；直到最後，日本發現自己必須與英美等海洋民主國家作戰，否則就只能退出中國。日本選擇與這些海上列強開戰，並因此吞下慘敗。
相較之下，安倍卻選擇了一個和日本自山縣有朋時代以來的大戰略相比，相當另類的願景；他在劃定利益線的時候，決定性地將之劃在海上。在山縣有朋的時代、也就是二十世紀初期，日本由於陸軍、軍國主義者與大陸主義者壟斷東京決策圈，所以在利益線規劃上顯得模糊不清。這個另類願景，可以歸功於維新派青年坂本龍馬一八六七年在向明治天皇提出「船中八策」時倡議的戰略；坂本主張建立強大海軍，將日本貨幣改為銀本位，遵從國際商業規範，全面發展海權。
安倍與他的政府一再刻意運用海洋與大世界名詞，界定日本的新大戰略—「四方安全對話」與「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的構築就是例證。安倍的新利益線雖說刻意以地緣概念為本—強調海洋對島國的重要性—但也認定日本依賴商務，必須努力爭取區域性與全球性決策與規範訂定的主導權。安倍主張從海路到網路空間，保衛進入日本的各種門戶，以達到「對和平主動貢獻」的目標，但他提出的達標手段不是戰前日本採取的先發制人軍事征服戰略，而是理念、投資、結盟、與外交手段的競爭。
儘管有這些重要差異，但基於三個理由，坂本的故事與日本早期歷史對我們了解日本的新大戰略很有幫助。首先，事實證明，日本不必重返二十世紀三○與四○年代窮凶極惡的軍國主義老路，也能躋身全球一流強國之林。在很長一段時間，日本只能在綏靖主義與擁有全套軍備的「正常」國家兩者之間擇一而為。這樣的前提，就像緊箍咒一樣限制了戰後日本的外交與安全政策學術研究。當然，一九四五年以來的反軍國主義文化，對日本國安政策準則理論構築的衝擊一直很大—但為了因應國際政策架構，這些準則也會改變—就日本的案例來說，它們的變化幅度頗為可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