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云「學而優則仕」，當官彷彿是讀書人至高成就與前程錦繡，從封建朝代的科舉功名到民主時期的學位文憑，均像是衡量知識份子社會地位的高低準繩。耀眼的學歷不單能跨越從政門檻，名校間更可聯成派系勢力，遂「洗學歷」便隱約成為現代政治人物的成功捷徑，「在職專班」更是「補學歷」大烘爐，但從近年的國、民兩黨，「論文門」事件陸續爆發甚至重挫政治人物形象，究其原因為何？
首先，回溯到游錫堃和關鍵的一九八四。童年時水牛伯家境貧寒，幾度輟學及半工讀，因此他深明求道問學之可貴及其需要，故在擔任臺灣省議會第七屆議員期間，省議會便提案通過由省政府委託東海大學（校長為具軍警背景的梅可望）開辦為中部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機關之公務人員的進修班，此為日後公務員憑學位升遷加薪的重要里程碑。在四十年以前，公務員的最高學歷多為高職專科，但隨著這特殊的「回流教育學制」發展後，學歷便容易提升，加上在職專班有政府補助、公務員數量亦陸續增加，後期更開放社會人士報讀，其高收費學分漸成為學校財源，因此各院校樂此不疲的積極成立，發展到現時流行的「碩專班」和EMBA等。
在早年高等教育未普及情況下，「補學歷」本良好初衷，但或許因執教老師太「體諒」專班學員非往學術發展而要求寬鬆，又二ΟΟΟ年始的教改令學歷貶值導致市場上追求碩博者眾，再加上傳統學而優則仕的頑固思想等，間接助長「洗學歷」需求空間。但對於時間匱乏的政治人物言，甚難事必躬親，於是上課或畢業論文只好假手於人，終演變成日後的論文抄襲剽竊事件。
約二十年以前，論文未數位化的年代，一般畢業論文在學位通過後約印十本存校，而學位論文普遍是不外借的，故除研究需要外，前人論文是很少人翻閱的。再者，作者也可自訂論文對外公開時間，因此縱抄襲剽竊也不易被揭發。但自從美國研發的電腦程式「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問世，抄襲剽竊便需提高技巧，其實國內外都有不少民間論文製作公司，他們聘請各科系大學生，並保證會以三十本論文作「參考基礎」以迴避比對系統內容相似度的百分比，而且服務收費便宜，一篇「組合論文」只約數千至數萬元台幣。
既然如此，那為什麼還會爆發政治「論文門事件」呢？這也許因「洗學歷」的政治人物怕走漏風聲而不能具名委託坊間論文公司製作，故只能依賴其最親近、最信任的助理或下屬寫作生產，但他們卻非該科專業，故剪貼複製便宜行事，反正指導教授和口試委員都是長官的革命同志，必定通過。
試舉一個虛構的例子：假若一位後段私立大學出身的市長，嫌學歷不足而獲黨內前輩關照入學頂大，但政務繁忙，課業事宜或委託信任的部屬處理。後來市長另轉戰場，臨別前提名十多年前空降市府的非同黨親信接班，此舉直接與在地深耕的同志衝突，倘若其親信成功當選，那市長系的人馬很可能堵塞市政高職十六年之久，遂形成「倒市長即倒接班人及其派系」這一石多鳥之計，而且黨內基本教義派與國會派均比市長所屬的大統領派更具實力，於是在政治利益前題下，容易構成跨黨派鬥爭合作。而突擊市長論文抄襲的「內部發展計劃報告書」，其研究案人員中便有敵營市政高層曾經參與，否則根據敵營的孱弱歷史，又怎能迅速握有關鍵資料、追殺攻擊，以論文作武器呢？
當然，以上只是一個虛構故事。
最後，為何頂大名師會甘願協助「洗學歷」呢？這要回歸千年儒家傳統文化。「學而優則仕」的仕也分等級，而仕與師形影不離，「國師」的桃李滿門當可變成一股政治勢力，這與武俠小說中的門派相似，既能傳承又能開支散葉，弟子多力量大。否則，怎會有私立大學法律系畢業生進修後竟成為研究大陸遊客消費的最頂大政治學碩士這奇特現象呢。
總言之，當社會大眾仍以「唯有讀書高」這價值觀來衡量政治人物執政能力時，「洗學歷」歪風便永無止境。其實高尚學歷只能反映在既定專業領域裡的技術能力，而非萬物標準，難道新北市民對侯友宜市長的執政高滿意度還會在意他是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法學博士的背景嗎？
＊作者為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