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列寧如是說。
前外交部部長歐鴻鍊（2008）將其解讀為「外交人員的工作就是配合國內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建設的需要，創造良好的國際外在環境。」
民進黨執政，2005年實質突破「一個中國原則」開啟兩岸功能性議題談判；然而，同一年，國共「連胡會」簽訂「連胡公報」，從此以後一路持續到國民黨主政，國共交流平台不但角色未減，還擔負大量兩黨談判協商的功能，弱化我國政府架構內外交部門的主體性及角色，並弱化我國政府公權力及主權地位。扁政府外有對岸政權的不信任，內有國民黨逾出政府架構的兩黨交流。
馬政府上台以來，持續承認「九二共識」，模糊主權以求兩岸休兵，以「兩岸關係先於外交關係」「經貿優於主權爭議」的彈性原則，力求在實質民生上有所突破，並在國際組織參與上調整為爭取在聯合國周邊組織（如：世界民航組織ICAO，世界衛生組織大會WHA）參與，而非直接爭取聯合國席位。
經濟方面，在扁政府任期尾聲時（2007年），台灣對中國投資的官方統計金額為 99.7 億美元，已佔台灣對外投資的60.7％，產生實質的重度貿易依賴。進入馬政府時期，兩岸關係在「九二共識」下持續和緩，除我國對中經貿依賴持續加深以外，在其餘相關政策如國防等也出現模稜兩可的情況（如：要求美國國會延遲送出軍售通知，以免激怒中方），讓美方對我國未來戰略保持懷疑態度。同時，我國外交休兵後，我國主權之國際認同並未見實質提升，雖然國際組織參與活動增加，實質的主權卻不斷自我限縮；在中國國力日增及台對中貿易依賴持續加深的情況下，本已堪憂的國際地位，在飲鴆止渴的策略安排下，長期發展令人不敢樂觀。
在中國外交體系持續阻饒台灣爭取國際參與的情況下，我國仍難踏出中國所設紅線，更令人憂慮是否將陷入「溫水煮青蛙」的情境。「互賴網路帶來和平」的思維，跟「經貿實力實質併吞」是一個現狀的兩種未來想像，中國一日不放棄野心，我國就不能一廂情願，孤柱一擲於機率渺茫的假設；大多數國民尚未接受兩岸統一的願景，而融合兩岸經濟的實質統一對於我國文化、政治等層面的影響，也是國民共同憂慮的。
針對國際關係及國際經貿領域，筆者認為太陽花學運的訴求，值得我國外交及經貿談判部門深刻省思。
第一，主權弱化，外交部門架空
馬政府上台後，國家現狀已從對美扈從（Bandwagoning）幾變成對中扈從；經貿思維凌駕於傳統外交，固然反映全球性非傳統議題之增加，但扈從「敵國」，在國際仍屬前所未見。在「經貿優於主權爭議」的原則下，經濟部門在外交話語權開始超越傳統外交部門，加以傳統因素（如：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規定我國外交部門官員不得出席），「後烽火外交時期」的外交，主權原則已經鮮少正面提及，僅在海域爭議時運用向東南亞鄰國（如：2013年菲律賓槍殺漁民事件）譴責談判。面對對岸進逼，兩岸經貿互賴加深的趨勢，我國除「擱置爭議，共創雙贏」等口號以外，政府明顯缺乏應對對岸政治力滲入的對策；而理當扮演我國主權象徵，平衡現狀的外交部門現在卻淪為經濟部、陸委會等兩岸經貿談判的配合單位，大幅降低聲張主權的行動，而在國際組織獲得的短暫斬獲，不足以填補國家自我限縮主權的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