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休兵並非常態，外交部門仍需警惕，隨時準備面對新的外交戰爭。過去強化與國際社會的連結作為台灣面對中國時的支持力量的戰略思考，完全被中國思考所取代（吳釗燮 2012, 邱垂正、童振源 2008）。如果明年政黨輪替，除休兵八年的外交部門能否對抗大幅增長的中國外交實力令人憂心以外，這八年下來自我限縮主權及疏離傳統盟邦美國的戰略將受到嚴厲考驗。這次我們將面臨籌碼更少，對手更強的局面。
第二，經貿開放未帶來普遍繁榮
在自由貿易浪潮中，扮演我國火車頭的外交部及經濟部擔負經貿談判的工作，目前和五個邦交國和兩個非邦交國簽定FTA，而其中新加坡占我國貿易出口比例為其中最高，然也僅達6.7％。但在自90年向對岸經貿開放以來以來，及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開放政策的後續影響，我國勞工的平均實質薪資從1999年的47,046元一路向下跌至46,691元，倒退回15年前的水準，與我國每年的經濟成長率形成諷刺的對比。美國勞工部統計，自1995年到2008年為止，我國製造業勞工產出增加八成，但相對薪資僅增加重七％，每年通膨率平均卻達2%到2.5%（吳中書 2012），「愛拚才會贏」的神話已然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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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經濟學家張夏准曾說：「使富人更富有，並不會使其他人也一起富有。」經濟加速開放的這些年來，我國貧富差距持續擴大，「涓滴效應」明顯未發酵。以我國家戶所得的二十分位資料來看，最高5％富裕家庭與最低5％普通家庭的年所得差距倍數，在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時約在40.48倍，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時上升至65.32倍，隨後持續大幅攀升至2011年的94.84倍（黃勢璋 2014）。
新自由主義對我國內政及長期稅基造成直接影響，雖然外交部門並未直接擁抱此思潮，卻已經成為打手。傾全力鋪設的自由貿易大道，反而重創我國實質經濟長期發展，更成為貧富差距擴大的元兇之一。太陽花運動裡大量強調所謂「中國因素」，然不該忘，就算對象非中國的自由貿易協定，也不代表對台灣全然利大於弊。外交部門在全球化浪潮中，持續進行著重工業輕農業的談判，加以內政部門在水資源分配等議題也貫徹此政策，在在證明這個國家在經濟層面，已經投入現實主義零和競逐的瘋狂遊戲；我國在這個競賽的策略，不是全民雨露均霑，而是捨弱扶強。
「在帝國主義時代，商人變成了政治人，並被承認為政治家；而政治家只有使用成功的商人的語言和「從全世界角度來思考」時，才會受到認真注意；這時，私人的實踐和手段才逐漸轉變為執行公共事務的規則和原則。」漢娜·鄂蘭在《集權主義的源起》裡如是說。在台灣當代社會，經貿掛帥的對外談判，服膺商業發展的原則，更隱含階級利益。衷心希望，有一天我國對外經貿談判，甚至我國政府國策能跳脫「GDP數字迷思」，回歸以整體發展為標的，以民為本的經濟目標。
「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列寧如是說。希望除了歐鴻鍊前部長的詮釋以外，我們能予以當代解讀；外交應當爭取國民利益，而不是少數利益，國家外交政策規劃落實專業之餘，政府必要時應適度調整，進行部門協調，讓外交談判得以反應廣大民意。
筆者以為，後太陽花時代馬政府外交作為仍受後續震盪影響，難有作為，惟兩岸貿易相關協議仍持續逼關，值得全民注意。我國對外政策深受現實主義及過去冷戰思維影響，對於國家對外關係未來發展及政策未進行主動調整，流於被動，無論扈從或平衡戰略操作都未能稱適當。我國固然是民主國家，外交政策易受政黨輪替影響，外交部門仍應規劃長期的對外策略藍圖，對掙扎於國際地位的台灣更顯重要；這不只是外交部門的獨立業務，在我國共同體想像及國家願景尚未統一的現實之下，藍圖規畫除需仰賴跨部門的統合規劃，更需下屆總統大選的候選人仔細思考評估，建構屬於台灣全體人民，能造福台灣全體人民的對外策略。
＊作者為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