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台灣近20年來的經濟成長及金融發展緩步遲滯,中央研究院稱之為「失落的20年」,如今面臨亟需改革的階段,並且應該進一步檢討中央銀行制度,包括貨幣與匯率政策的改革,「長期的低利率和低匯率政策,為台灣帶來很高的代價。」
中研院今(8)日公布《台灣貨幣金融改革政策建議書》,針對資本市場資金運用的活化、中央銀行貨幣與匯率政策,以及金融政策與機制等面向,提供全面性與前瞻性的建言,希望促進台灣的金融發展與經濟成長同步前進。
台灣所得與財富分配問題惡化
中研院在這第16本政策建議書中明白指出,央行長期的低利率及低匯率政策,導致產業發展不平衡以及民眾所得和財富分配不均,低利率有利於貸款人,而不利於儲蓄者造成所得重分配,並且可能助長房價造成財富重分配。
低匯率則使資源大量流入出口導向的製造業,造成資源扭曲與錯置、內需發展不振,缺乏發展高品質內需產業的誘因,產業發展失衡,也不利於內需產業和金融產業健全發展。
此外,央行繳庫盈餘十幾年來高達政府歲入10%,反映政府財政健全性的不足,也造成財政上的依賴。央行的盈餘繳庫目標,會扭曲其貨幣與匯率政策,尤其是外匯存底累積過於龐大時,這些都使貨幣政策失去獨立性,甚至在遭遇經濟衝擊時難以有效回應。
同時身為央行理事的中研院院士李怡庭,在本建議書中質疑,台灣央行被歸類於隸屬行政院的國營事業,依法須將盈餘繳交國庫,「傾向助貶的匯率干預、極低的利率、龐大的外匯存底,是否與央行盈餘繳庫的考量有關?」
她認為,央行應該公布外匯干預的歷史資料,同時也要提升獨立性,勿視同一般國營事業,使央行具備獨立的預算權,避免盈餘繳庫的績效壓力。
金融穩定的背後 一將功成萬骨枯?
中研院指出,原則上「最佳」的貨幣金融體系和監理機構有三個主要目標。首先是穩定且可預測的通貨膨脹率、和由市場決定有競爭力的匯率,以保持貨幣和金融穩定。
第二則是謹慎而有效地投資一國的金融資源,不將所有金融資源皆投資於高風險高報酬資產、也不是皆投資於無風險低報酬資產。
最後是發展一套完善的金融體系,作為增加就業和收入的來源,並為急需產業轉型的台灣提供關鍵金融資源。
然而,中研院政策建議書研議小組在檢視台灣的貨幣機構和金融監理委員會的運作後,發現台灣的貨幣和金融體系雖已達成上述第一個目標,但這成就幾乎是以犧牲其他兩個目標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