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思岳說明，台灣的社區營造從1994推動至今已有28年，是一項以公民社會為願景的社會工程，也被視為是一場寧靜革命的社會運動，經過三次的政黨輪替，社區營造也持續加碼多種政策，20多年來政府的政策導向和資源挹注，加上民間社區的實踐辯證及反饋，為社區營造奠定穩固基礎。
盧思岳指出，社區營造的1994年，在政治面上是解嚴7年、開放黨報禁、國會全面改選，經濟面上則是中產階級漸趨成熟穩固、貧富差距擴大，社會面上則是威權體制瓦解及社會力全面開放、到處都有街頭抗議，當時就是在政治民主改革告一段落後，人民開始爭取經濟民主及社會民主的情況，社區營造其實是當時主客觀環境下催生出的產物，是歷史的必然而非偶然。並且相較於社會運動，社區營造付出的成本最低，更是溫和、正面且漸進式的公民參與，藉以形塑地方基層賦權、培力的實踐。
汶川大地震成關鍵轉折 盧思岳點出中國社區治理改革2階段
至於中國，盧思岳指出，在改革開放以後，計畫經濟開始向市場經濟轉型，農業社會也轉向城鎮社會，伴隨造成的就是改革開放前的基層管理體制發生問題，官方辦事處和民眾自治組織功能重疊，加上公共服務和社會參與嚴重不足，因此形成了社區治理改革的需求。
盧思岳進一步提到，中國社區治理的改革分為2階段，第一階段是1979到2008年，期間強化街道辦事處的管理服務功能，並將街道社區化，以社區建設作為政策主軸；2008年以後，居委會逐漸成為基層社區管理及服務的載體，開始形成多元共治體系，社區治理變革也逐漸由城鎮向農村擴散。而其中的轉折點就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讓大量的志願者投入救災及重建工作，輔以各省市的政策開放，致使社會組織開始蓬勃發展。
盧思岳說明，2010年的十二五計畫，也提出了社會治理的政策目標，而社區就是社會治理的最小單位，因此推進社區治理就是最基層也最重要的策略，加上創新的社會治理是從「社工（服務）」向「社區（自治）」轉進，及中國基層也缺乏相關人才，因此才促成近十年來兩岸社區工作交流的全面開展。
盧思岳也說，2012年中國的十八大中，首次將「社區治理」寫入黨的綱領性文件；2013年的第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則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2017年更提出加強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總體目標，目標是到了2020年，基本要形成基層黨組織領導與基層政府的多方參與、共同治理的城鄉社區治理體系。
盧思岳提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任時，曾說要「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努力目標」，台灣人和美國人只看到前者，但中國人民很在意的則是後者。因此中國當局這幾年才開始重視「辦小事」推動社區營造，但落實基礎社區實踐，也何嘗不是台灣人、美國人的嚮往？兩岸人民應彼此看見、交流及善意對待，才是兩岸和平的最大保障，如果兩岸一起做公益、為地方造福，這樣對岸還會喊殺喊打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