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篇英文游記中，張愛玲全程把台灣稱為「福爾摩沙」（Formosa）。「福爾摩沙」首見於大航海時代葡萄牙制圖家Lopo Homem於1554年所制定的地圖，屬於殖民者以命名的方式將東方納入西方認知框架的規訓工程。雖然「台灣」自清朝起已成為正式稱謂，甚至日本殖民期間也一直沿用，但張愛玲卻采取徹底傳統的西方視角，無視國民政府早已於1950年在聯合國安理會正式促成「台灣」(Taiwan)為國際通用慣例（見1950年9月29日聯合國87號決議：S/RES/87）。
而這種充滿刻意性的西方視角，在開首描述台美關系之時使用的「orient」（東方）一詞，更加得到強化：
譬如，當其被一位「模樣精幹、西裝整齊」的男士誤以為是美國總統尼克森夫人時，其詫異道：「尼克森夫人為什麼到福爾摩沙來，即使現在無論是誰都到東方來看看」；而當得知「這個人精神不太正常」，「常在機場附近轉悠，想見美國名流時」時：「我笑了，感到福爾摩沙對外界渴求的巨浪，尤其是美國——它唯一的朋友，因此某種程度上也未免不是敵人。」
寥寥幾語，張愛玲不僅敏銳地捕捉到台灣的孤立心態以及對美國的依賴渴求，同時也對這種近似病態的關系保持了一貫的懷疑。並且，上述「福爾摩沙」、「東方」等稱謂，無不令人想起薩義德 (Edward Said)所批評的東方主義：一切景象的呈現是陌生、奇特而又原初落後的。而毫無互動關系、全然從「他者」（other）角度進行的觀看，也使得台灣作為「被觀看者」純粹處於西方視角的注視之下，這造成了「台灣主體性」在文本中的缺失。或許正是由於這種疏離冷硬，這部作品在台灣被通行翻譯為《重回前線》或《回到前方》。
八十年代的《重訪邊城》
然而，在八十年代以中文改寫的手稿《重訪邊城》中，張愛玲不僅在內容方面進行大幅度擴充，對台灣的態度，亦從六十年代的冷淡陌生變成了「細致入微、銳利敏感，以同情的理解來接觸台灣」。
縱觀當時兩岸及國際局勢，不難發現：東西方緊張而激烈的冷戰秩序已趨向尾聲，現代意義上的全球化浪潮開始萌芽，台灣、香港日益發展成為較為穩定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大陸也因改革開放政策而日益擺脫封閉僵化的意識形態。當上述各種動態的「權力關系」發生顯著變化，這也微妙地影響到敏銳的時代作家的敘事脈絡：
「我回香港去一趟，順便彎到台灣去看看」，自婉轉的開場白起，作者通用「台灣」一詞代替「福爾摩沙」；當被誤認為美國政要夫人時，其加入了委婉的心理分析：「正是韜光養晦的時候，怎麼讓太太到台灣來？即使不過是游歷，也要避點嫌疑」；而當得知老是前來機場接美國名人的西裝男「有點神經病」時，作者的理解與同情溢於言表：「我笑了起來，隨即被一陣抑郁的浪潮淹沒了，是這孤島對外界的友情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