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20多年的歷程裡,俄羅斯最初在本土發生經濟與信仰雙重的「荒蕪感」,隨著美國的「華盛頓共識」四處輸出「自由民主」而散播到許多狀況外的國家。絕大部分「被民主」的國度很快就嘗到「俄羅斯之痛」,被一陣混亂徹底嚇壞而改弦易撤,這就是西方輿論近年驚呼「民主正在退潮」的背景。
民主導致無政府狀態——西非的貝南共和國總統塔隆近日在訪問法國的公開場合上這麼說。這個國家是前法國殖民地,塔隆總統挑明了說,貝南的經濟與歷史背景,不可能仿效西方民主國家,「現在非洲人需要為後代建設國家」,而不是讓社會陷入無政府狀態,如法國的「黃背心運動」。
戈巴契夫當年在鏡頭下默默啃著必勝客比薩時,不知是否帶著塔隆的清醒,抑或是在財產打水漂時仍裝糊塗。廣告導演也不知是不是重複拍了許多次才終於抓到靦腆的微笑,而非苦澀。
眼裡只有「必勝客的戈巴契夫」的台灣,也是民主混亂的縮影之一,今天我們批評的網軍治國,其實是民主體制下的維穩手段,除此之外,台灣民主似乎也找不到平息混亂的力量,唯二的問題是:這是我們要的嗎?網軍能造就「由亂而治」的時代嗎?
答案其實很清楚,只是裝傻與靠民主套利的人太多。
直到今天,「蘇聯解體」的效應仍未結束,前蘇聯的遺產包含許多衛星國,與俄羅斯的恩怨情仇仍在持續發酵,烏克蘭與波羅的海國度,都是反俄最前哨。因此,無論歷史帳怎麼算,戈巴契夫都難以卸責。相反地,因蘇聯解體而走向正面發展的受惠國也不是沒有,如統一後的德國。而10多年的「德國之治」,也拜俄國廉價能源之賜。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描述了從「罪」到「罰」到「救贖」的過程,主角在對世俗「服從或反抗」的經典矛盾裡飽受折磨,最終在宗教裡找到歸宿與解脫。
而若要談論現實世界的巨大矛盾,戈巴契夫顯然是最佳代言人,一方面,他帶著毀掉國家的罪,失去財產的罰;另一方面,他開啟國家重生的契機,概括承受後繼者造成的災難,不受國人愛戴,卻受西方高捧,爭議一生,也影響深遠,就不知在其生命的最後一刻,是否得到救贖與歸宿。
必勝客來,必勝客走,蘇聯解體,俄羅斯重生,「俄烏衝突」遠不只改變了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命運,它是多極世界的開端,也是美國霸權走向衰微的明確轉折。我們已進入「合久必分」的時代,而中國扮演了最關鍵的角色,台灣自然無法在多極世界裡站在北京的對立面,只能整合到西太平洋這一極裡,不會有別的結果。
戈巴契夫看不到俄烏衝突的結局,卻目睹了盧布的奇蹟式升值,普京應該感謝這位前領導人,早早反證了擁抱西方的惡果,不經一番寒徹骨,難以埋葬「美國夢」。
*作者為自由撰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