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徵性措施有正面效果
全球台灣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蕭良其（Russell Hsiao）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他認為拜登政府這些對所謂「象徵性」措施的擔憂是多餘的，因為他們「似乎過度專注於北京的反應，而不夠注意這些措施能展現的正面效果；不僅是對台灣而已，而且在與中國戰略競爭的背景下，甚至更重要的是（這些措施）對盟友及夥伴的效果。在我的看法中，它們不是單純為了要戳北京的眼睛。」
他認為，當台灣在外交和國際空間上面對北京嚴厲的政治壓力之際，這些提高台灣地位的象徵性的措施將顯示重要的支持。他說，北京挖走台灣的邦交國、阻止台灣政府及其人民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使用軍事脅迫手段恫嚇台灣及其他國家不要與台灣接觸等等，這些都是破壞穩定的行動，也清楚地代表北京試圖改變台海現狀的意圖。
蕭良其認為，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展示對台灣的政治支持甚至更為重要，因為「它們對其他盟友和夥伴有強力的展示效果」，可以讓這些盟友和夥伴的民眾知道，即便在北京的壓力下，它們可以而且也應該與台灣維持互利的關係。
此外，蕭良其還表示，從政策觀點來說，如果華盛頓想要聯合盟友和夥伴形成對中國的整合性的威懾力，其他國家也需要說服本國的人民，「只是在幕後進行這些對話無助於那些與美國持同樣立場的人說服本國人民」，因此公開展示對台灣的支持非常重要。
蕭良其提到法案中正式將台灣指定為「主要非北約盟友」的條文的例子。他認為，這能對美國的盟友和夥伴發出一個重要政治信號，讓其他國家在整合性的威懾政策上重新考慮它們應該如何與台灣接觸。
他說，美國在這方面發揮領導力至為關鍵，因為如果沒有美國的領導，「沒有一個國家能在現實上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舞台上強加其'一個中國原則'並協助我們重返一個更具客觀代表性的現狀。」
須考慮北京反應
不過台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名譽教授丁樹範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台灣政策法》對台灣的利弊得失目前還難以評估，雖然它「的確能讓台灣議題更國際化，但北京一定會有極端強烈的反應」，他認為台北必須考慮是否對此有所準備。
「台灣政策法裡面有幾個層面，比如說我們駐美代表處改名，這是有高度的象徵性。我認為如果能在軍事上讓台灣跟美國有更密切的合作、提升台灣的自我防衛能力，這應該是我們能夠考慮的。可是就某些高度象徵性的東西，我們到底能夠得到什麼可能真的要考慮一下。」
丁樹範說，根據他的理解，台灣政府並沒有在推動或遊說這項案。
台灣長久以來受到美國國會兩黨支持，儘管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8月初訪台後中國在台灣周邊進行一系列實彈演習，軍機頻繁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甚至越過台灣海峽中線，但包括民主黨參議員愛德華・馬基（Edward Markey）、共和黨參議員瑪莎・布萊克本（Marsha Blackburn）及民主黨眾議員斯蒂芬妮・墨菲（Stephnie Murphy）等國會議員仍然不理會中國的警告接連分批訪問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