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執政團隊的相信，也可能是來自於他們的集體自戀。簡單的說，陳時中是他們屬意的衛福部長，任內表現得愈優異，他們愈有面子，因此陳時中和指揮中心高官固然眷戀那穩坐1年多的神壇，他們何嘗不眷戀 “Taiwan Can Help” 和「世界怎麼追得上台灣」的優越感，因此不無可能選擇性的偏聽偏信。
不論是受到部屬矇騙或偏聽偏信，都是領導者的大忌，可能帶著個別企業甚或整個國家衝向無底深淵，背後有一大票同樣受到矇騙或偏聽偏信的狂信徒就更可怕了，但這點需要冗長的篇幅推敲論證，本文就不討論了。
當然，我無法排除最後一個可能性──執政團隊心知肚明，講那些話只是「選舉語言」，用來哄老百姓、騙選票的。但我承擔不起「汙衊」或「損害名譽」的罪名，所以那只是我無法排除的一個可能性，不是我的主張！
防疫績效的評估與比較
本文在提示瞞上欺下和集體自戀的可能性之外，主要目的是延續詹長權和邱淑媞的簡短言論，徹底的把台灣的防疫績效攤在陽光下。但想要做到這點，就必須交代為何採取特定的防疫績效評估與比較方式。
首先就績效指標而言，流行病學同樣以過程(process)和結果(outcome)來分類，於是出現指揮中心邀功時所提示的給藥率和疫苗施打率等等。然而，防疫的主要目標其實只有兩點，其一是盡可能減少民眾染疫，其二是盡可能減少染疫民眾的死亡，給藥率和疫苗施打率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因此，最合理的防疫績效只有3個──顯示民眾染疫比例的確診率(case rate)，顯示民眾染疫確診後死亡比例的染疫死亡率或確診死亡率(case fatality rate)，以及兼顧兩者的總人口死亡率(mortality rate)，3者之間的關係如圖1所示。
其次，新冠疫情並非單一病毒株所致，而是原始株和多種變異株的共同產物。這些病毒株差異很大，Delta及以前的主要攻擊下呼吸道，傳染力低但致死率高，Omicron及其變異株則攻擊上呼吸道，傳染力高但致死率低。將這些病毒混為一談並進行跨國比較，顯然並不合理，因此本文根據各病毒株擴散狀況和台灣疫情發展，以去年4月底和12月底為分界點，區分為3期來比較。
第3，影響各國疫情但並非政府所能控制的宏觀性因素很多，例如人口密集度、都市化程度、工商業活躍程度、乃至於民眾的個人主義傾向等等，而且許多國家都可能隱藏了可觀的染疫與死亡黑數。這種情況下的跨國比較意義有限，因此本文先選擇全球、亞洲、和美國這3者做為參考點，然後把重點擺在同屬於集體主義偏高，經濟發展接近或優於台灣，而且都屬於海島或準海島的國家，包括澳洲、紐西蘭、日本、南韓，最後加上經常被納入比較的新加坡。
